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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的形象要素（第11页）

但是，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所谓形式化方法的科学性很差，提出形式审美问题毫无结果，还不如说科学该和庸人们分手了，不要指望在知识界读者当中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也不要害怕他们的不赞同和不理解？因为科学研究的价值既不由一般读者的通俗性、趣味性所决定（可以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通俗又有趣味吗？），甚至也不由其对社会的实际效益来决定的（一个老问题：什么更有用，“是莎士比亚还是靴子”

？），而是由一定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所包含的客观真理与真实知识的量来决定的。

在这种作为抽象知识体系的科学真理的自我评价之否定中，我看到俄国读者表现出一种天生的卢骚主义，而其天才代表就是当时的列夫·托尔斯泰。

在德国，谁都不会对歌德的韵律学著作的科学价值或社会效益展开争论；在我国，唯一一位对普希金韵律学进行完善研究的专家在这一问题上所写的著作几年来都找不到出版者。

一位青年语言学家在被人遗忘的三十年代杂志中第一次查明了果戈理的《鼻子》这篇小说的未为人知的来源，他所写的文章在周围引起了一场笔伐，人们甚至激烈地否定提出这类问题的合法性。

比这些毫无结果的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被及时提出来的问题，即关于运用“形式化方法”

的界限问题，形式审美问题与文学科学其他可能涉及的问题的相互关系问题。

现在，在热衷于卓有成效的新工作时，对于某些新潮流分子来说，“形式化方法”

就成为唯一可用的科学理论了。

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一种世界观，我以为，与其称这种世界观为形式化世界观，还不如称之为形式主义世界观。

我曾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就P.O.雅可布逊、B.什克洛夫斯基、Б.M.埃亨巴乌姆等人的著作，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认为应及时对这些问题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我把这里所出现的分歧归结为下列四个问题：1）作为程序的艺术；2）历史诗学与文学史；3）选题与结构；4）文字艺术与文学。

（[俄]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论“形式化方法”

问题》，《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赵毅衡选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任生明译，1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6）。

[3]曹顺庆、文彬彬：《多元的文学本质——对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论争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0（1）。

[4][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5]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265～2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美]马克·肖莱尔：《作为发现的技巧》，《哈德孙评论》，67页，1984（1）。

[8]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102～10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1]转自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2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2][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227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1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4][法]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18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6][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7][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02页，19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