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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教育的效果和特点（第3页）

古希腊的悲剧里贵族与民主政治先驱者的斗争，伊里莎白时代戏剧中封建贵族与新的中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来反映的；而这时，戏里已经用明白的语言宣称：诚实的自由民决不能同寄生虫统治的社会和平共处了。

作为表现思想的艺术仍不失宣传的性质，尽管不是进行直接的宣传。

社会中可以获得和享受艺术的那部分人通过赞助和施舍，影响艺术家的地位，艺术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这个社会特权阶层的思想、反映它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并在为实现它的目标、支持可以维持它统治的制度的过程中，成了它的喉舌。

艺术作品宣传手段的价值早为人知。

不管艺术家的意图是好的还是坏的，艺术作品总有着自己的实际目标。

围绕着作品要实现的实际目标，介入了艺术家的主观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就是思想反映现实的过程。

思想能否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是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

的概念与心理分析学的所谓对真理的歪曲和“理性化”

概念有类似之处，宣传与对事实的反映和解释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对真理有意识、有目的的控制。

而作为对现实反映的思想则至多是自我欺骗，而永远不可能构成谎言或人的欺骗行为。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思想时仍然说到欺骗，即所谓“虚假意识”

，那么他们说的是某一特定社会阶级观察现实所得出的虚假图画。

当思想的概念剔除了所有谎言的痕迹的时候，说谎者并不是虚假地在“思想”

，而是正常地在“思想”

——他仅仅是要欺骗别人而已。

不管思想动机是怎样构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没有偏见的意识。

有时必须对真理作一些扭曲，因为和盘托出事实真相可能会造成危险或有害的结果，但正如个人不必对一切都予以理性化，社会团体某些对社会无害的动机也不必在思想上套上伪装。

对现实的反映和解释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是“客观的”

，因为它们与特定团体的利益既不一致又不矛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学和科学理论可以是客观的，可以符合抽象真理的标准。

但此类理论的领域是相当狭窄的，而对它们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确定仍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

如果某一意识结构对某社会团体是有用的，那么就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思想，假若这种意识结构对另一团体结构成了威胁，那么就会遭到反对。

思想并非全部来自某一团体的经济基础和实际利益——尽管互相都有联系——因此，思想的概念并非完全可以融合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

科学理论和艺术创造并不单单是思想结构；它们可能含有思想、与思想有关，或建立在思想之中的，但它们还包含着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

思想的片面性和倾向性是与阶级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无法完全地消除错误的根源，就像我们无法脱离已扎了根的土壤一样。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的根扎得有多深。

即使我们发现了错误，也无法完全地改正它，因为改正本身仍然不能超脱受地位制约的思想的限度。

思想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一种流动的，富有伸缩性的形式，它可以适合各种条件。

思想的产生是经济和社会在自身解放过程中矛盾斗争的结果。

思想的有限自由和客观性说明它是无法逃避社会责任的。

思想不仅可能是一种错误、伪装或欺骗，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挑战、愿望和意志，是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在的反映和对将来的期待。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二、黄霖论文学的政教功用

政教功用论的生成具有多方面原因，详细对其进行论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一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的问题。

从宏观方面看，主要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儒家的思想统治、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以及文学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等因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