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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文学（第3页）

福建闽南和广东海陆丰是有名的“戏窝子”

，保存了大量古代演剧的活化石。

当地的演剧，既有传统的幕表戏、提纲戏，又有后来发展成的大戏；既用口述剧本，又用书面剧本，是古代口传剧本与书面剧本分化、混杂使用的集中表现。

一般而言，民间戏班演大戏和文戏，多用书面剧本；演小戏、仪式戏、武戏，则多用口述剧本。

专业剧团则无论大戏、小戏、文戏、武戏，多用书面剧本。

再如，号称中国传统三大影系的陕西影、滦州影和潮州影，目前除潮州影使用口述剧本表演外，其他两个则多采用书面剧本表演。

而且，在一些戏班中，没有文化、不能用书面剧本进行表演的艺人，往往受到能够使用书面剧本艺人的嘲讽。

从剧本历史与现状来看，口传剧本与书面剧本分化的条件是：1.演剧情节和艺术的日益复杂化，单纯口述无法实现传授、排演和传播等功能；2.剧本题材来源发生分化，除了从现实生活中直接取材外，还从小说、历史等文字文献中取材，需要用文字抄录；3.演剧艺人文化素质已经提高，具有了一定的文字记录和阅读能力；4.造纸业、印刷业发展为文字剧本的抄写、出版创造了条件。

第二层面是书面剧本中场上与案头的分化。

这种分化与阅读需求增长、出版业发展以及文人介入戏剧活动密不可分。

剧本最初是专为场上演出而设的，但随着文人对剧本创作的介入，剧本的题材、内容、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导致了剧本在功能与范畴方面的分化。

为适应文人抒写性情、知识者阅读和书商盈利等需要的发展，案头剧本出现了，文人剧本与艺人剧本的分化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第三层面是场上剧本中关目、穿关、音乐与动作等专门剧本的分化以及全本与折子本的分化。

这是中国戏剧审美功能发生分化的集中体现，观众由对戏剧情节的单一关注，转向对戏剧表演的扮相、音乐唱腔、舞蹈身段、武打、说白等综合或部分的审美关注。

这样，观众就对戏剧表演的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相应地对剧本编写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有能够服务关目、穿关、音乐、动作等专门演出的各种剧本。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戏剧书面剧本发展轨迹呈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形状，明前期以前和清中叶以后是重场上、轻案头，明后期一直到清中叶以前则是轻场上、重案头的时期。

这种状况，与明中叶到清前期这对时间内王室贵族、富商尤其是文人对戏剧活动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

许祥麟在《拟话本与“拟剧本”

之比较》一文中曾提出令人深思的“拟剧本”

问题。

文章以拟话本的形成过程为参照，指出在明末的杂剧创作中存在着“剧本”

与“拟剧本”

分化现象，或者说是“艺人化”

与“文人化”

的分化。

明人王骥德也说剧本创作“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俚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

。

王骥德所说的“案头之书”

就是文人的“拟剧本”

。

明末徐爔的系列剧《写心杂剧》自序云：“写心剧者，原以写我心也。

心有所触则有所感，有所感则必有所言，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此予剧之所由作也。”

显然，文人写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写心”

之需。

拟剧本对剧本形态的模拟和对场上表演的背离，表明了剧本场上与案头的分化，也说明剧本概念与时俱进的变化。

（宋俊华：《中国古代剧本的生成与分化》，《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二、丁晓原论报告文学的长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