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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第六交响曲第二和第三乐章的顺序综述（第2页）

柏林首演的一位非常仰慕马勒的指挥家），一个月之后马勒又指挥了慕尼黑首演，中间乐章的顺序依然是“行板”

和“谐谑曲”

。

1907年1月，马勒指挥了在维也纳的首演，当时法兰克福的报纸登出了因为马勒的原因而使其时任音乐总监的维也纳宫廷剧院债台高筑不得不辞职的消息，虽然马勒后来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离开是因为不能再忍受那些贱人的侮辱”

，但当时维也纳与马勒之间已经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境地，在紧张的气氛中，有一种说法是马勒又将中间两个乐章的排序改回到最初的总谱，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如何还尚待细考，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自从维也纳首演之后，马勒就再也没有亲自指挥过他的这部作品。

埃森首演之后，门格尔贝格曾邀请马勒到阿姆斯特丹与音乐厅管弦乐团一起做荷兰首演，但却没有如愿，其原因是马勒要求门格尔贝格将总谱寄给他以便对第四乐章的管弦乐法做非常重要的修改，1909年，马勒又对门格尔贝格送来的指挥用总谱做了修订，中间乐章的顺序依然还是“行板”

和“谐谑曲”

。

1910年，马勒与万有音乐出版社（Uion）签约，但万有音乐出版社只是在卡恩特出版社出版过的总谱上盖上自己的印戳刊行，沉睡在卡恩特出版社仓库里的总谱又开始以“Uion”

的名义继续流传，这也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作为马勒也同意调换到最初顺序的一个书面的证据。

1916年，门格尔贝格将其老师的作品在阿姆斯特丹首演，其中间乐章的顺序仍是“行板”

和“谐谑曲”

。

在当年10月由门格尔贝格倡办的阿姆斯特丹马勒音乐节开幕之前的几个月，身为音乐厅管弦乐团经理的堂兄向门格尔贝格提出了质疑，于是门格尔贝格致电询问阿尔玛，在10月1日的电报中，阿尔玛只写了“开始是谐谑曲（Scherzo），然后是行板（Andante）”

，没有更详细的解释与说明。

收到阿尔玛的电报之后，门格尔贝格便在指挥用总谱上写下了“遵从马勒的指示，Ⅱ是谐谑曲，其后Ⅲ是行板”

的标注。

阿尔玛是在迈尔尼格听到马勒用钢琴演奏《第六交响曲》先“谐谑曲”

再“行板”

的第一人，但阿尔玛并不是一位有着惊人记忆力的超女，她在此后出席了众多马勒第六的音乐会，听到很多将“谐谑曲”

作为第三乐章的演奏却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在其回忆录中，她还说第三乐章的谐谑曲是马勒描写两个女儿在沙滩上嬉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和马勒的大女儿在马勒开始写《第六交响曲》的1903年时才8个月，而二女儿也刚降临人间尚在襁褓之中，她说的两个女儿的玩耍显然是一种母爱的幻觉，也证明其记忆力并非过目不忘。

门格尔贝格为了准确起见除了咨询阿尔玛别无选择，但阿尔玛对马勒在首演之后改动的过程并不十分了解，她以师母的名义和一言九鼎的语气所发的寥寥数语的电报，成为影响至今的歧义之源。

1963年，国际马勒协会（IGMG）出版了《第六交响曲》的校订版总谱，但按照协会创办人也是马勒全集总谱的总编纂者拉茨（ErwinRatz）的意见，又把中间乐章改为先“谐谑曲”

再“行板”

的顺序，而拉茨在序言中却没有给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拉茨曾经询问过门格尔贝格堂兄有关乐章顺序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收到过阿尔玛的电报，他对那封电报很感兴趣，便向阿尔玛求证但一直没有回音，在其再三催促之下，终于得到阿尔玛的回复：“马勒在阿姆斯特丹演奏的顺序确实是正确的。”

如上所述，马勒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亲自指挥过此曲，阿尔玛显然又在闭门造车信口雌黄。

并未指挥过《第六交响曲》的瓦尔特曾经说过：“就我所了解的情况，马勒并没有关于调换‘行板’‘谐谑曲’顺序的言行，我绝不同意随意变更乐章的顺序。”

拉茨知道瓦尔特的这一说法，但因与他喜欢先“谐谑曲”

后“行板”

的个人好恶有着明显的矛盾，所以他在其文章中根本未予引用，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迎合自己的音乐理论而歪曲了历史事实。

1998年6月在修订出版的时候，国际马勒协会继续采用拉茨的做法。

当时一位新的编纂者福瑟（Fussl）也未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音乐理论的观点，认为“行板”

“谐谑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