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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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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中西差异还源于不同的命运观或自然观。

读者直接看文章，就可以明白钱先生的大致意思。

他只是揭开了一个小角，后面是更深远的中西文化、中西宗教、中西哲学等等相比较的话题，远远超出了一篇论文的限度。

在收笔之前，他道出了写作此文的目的：“第一，能够打消包括中国批评家在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戏曲所抱的许多幻觉。

第二，有助于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确定中国古代戏曲在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

据译者介绍，《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是钱钟书自己不甚满意的一篇“少作”

，但该文信手拈来，汪洋恣肆，已具大家风范。

那么，钱先生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以他三十多年后写作《管锥编》力求“打通”

[51]的取向来看，《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固执于西方的正统观点，对中国古代戏曲加以裁度评判，虽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亦有胶着不化之嫌。

另外，由于文章原主要面对西方读者，行文之中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偶有不当之辞，也是其不足之处。

钱钟书在该文中解答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过时，只是在斯坦纳发表了《悲剧之死》之后，在肯尼斯·穆伊尔等学者承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复数性之后[52]，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

今天如果我们还说中国古代戏曲中没有悲剧，就和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科学是一样的。

这三者在其狭隘的意义上都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让古希腊独占人类知识海洋的源头的地位？在近代，此三者连同许许多多其他术语都是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已经确立了中国身份，难道还要让它们继续鸠占鹊巢，替换并排挤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因为以术语为符号基础的概念体系对思想文化有决定性的裁定、整合和重塑作用，在这个体系处于负面的、否定性的（ive）部分将被压抑或忽略，或者必须接受那些正面的（positive）概念和理论的裁割与整编。

结果两败俱伤。

这种情况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比比皆是。

因此，当我们面对“中国古代戏曲中有没有悲剧？”

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必须让悲剧这个概念重新得到界定，为容纳中国悲剧的传统留下应有的空间，而后再认真考虑在这个复数性的概念空间中，不同的悲剧传统之间本有的差异。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钱钟书的分析仍然有其价值。

延伸阅读文献

1.QianZhongshu，AofQianZhongshu'sEssays，Beijing，FLTRP，2005．

2.W.MaeileDixedy，London:EdwardArnold＆Co.，1929．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经典文献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53]

批评的钟摆已经再次向回摆，有迹象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正在重新受到世人的青睐。

据说时下国外正在流行中国古代文学热，尤其是古代戏曲在西方呼声更高。

我们很以此为荣。

中国古代戏曲在这次热潮中能够导夫先路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戏剧的真正力量，如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所说，是不倚靠表演或演员的，戏剧也能适应那些兴趣并不仅在演出和奇观上而有其他特别要求的多数人。

此外，兰姆谈风俗喜剧时所用的那个词“做作”

，可以用来形容我国古代戏曲。

对于耽于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和令人厌倦的社会问题剧的西方读者来说，就像看多了平内罗和琼斯的感伤剧再看巴利的愉快幻想一样，中国传统戏曲能够令他们耳目一新。

无论我国古代戏曲作为舞台表演或作为诗有什么价值，但作为戏剧而言，它们都不能同西方的戏剧名作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