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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第8页）

这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我们的命运观还没有那么科学，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是A.C.布拉德雷博士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要求我们将之与悲剧冤屈完全区别开来的因果报应。

换句话说，我们的命运观与其说等同于动机和效果不如说是等同于行为和报酬。

它不是以伦理学的中性观念认定当事人必须遭受苦难，而是感性地相信德行的报酬就是德行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

不仅“旦种椒豆，暮成藿叶”

，而且“心之所愿，志快意惬”

。

但是，效果可能与动机并不一致，报酬和行为的完全不相符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我们总是用轮回说来解释这种不一致，我们不是在前生欠债，就是在来世得偿。

这种观念与希腊的观念截然对立。

另一方面，我们通常认为的命运，一如尼采所说，是人的、人性的。

其反讽并不可怕，但正如哈代论天意时所说，是一种有微不足道害处的“卖弄风情”

。

——马致远有趣的剧本《荐福碑》足资证明。

E.M.福斯特先生在《小说面面观》中对哈代的批评，也适用于这出戏。

我们已经通过戏剧自身的原因，详细论述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缺乏悲剧。

当然我们可以从种族和文化的原因来解释这种缺乏，可以启动一种有趣的社会学的或人类学的猜想，可以依据怀特海的提示用缺乏悲剧来说明我们科学的落后。

但是，我应当把这些事情留给更适合的人去做。

毕竟我们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我们对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是极有助益的，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能够打消包括中国批评家在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戏曲所抱的许多幻觉。

第二，有助于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确定中国古代戏曲在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

我深信，假使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肯把中国古代文学纳进他们的视野，他们就会找到许多新资料，足以动摇西方批评家奉为圭臬的那些理论教条。

对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来说，这种切实的比较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由此才能够懂得我国古代批评家的材料同西方批评家的有怎样的不同，懂得西方批评家和我们自己的批评家之间，为什么一方批评的基本原理不能被对方所了解和利用。

这曾是我用多种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

为了充实美学经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其他方面，我们也必须走向我们自己的文学。

文学研究中的禁欲主义已经够糟了，而拒绝承认西方微言妙论的爱国主义则更糟。

钱钟书：《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1）。

陆文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