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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戏剧（第6页）

一个剧本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从一点出发，就必须达到另一点，而不使观众发脾气。

要是你有足够的灵活和力量，能够越过容易摔跟斗的地方，强使观众甚至不顾自己的意志跟随你走，你就大获全胜了。

观众随后也许会表示抗议，嚷着说这不真实，并相互争论不休，可是他们至少在看戏的那个夜晚仍然是属于作者的。

小仲马先生的全部戏剧就存在于他的那种不断付诸实践的理论之中。

他单凭他手腕的力量，在反乎常情之中，在似是而非之中，在最无益而最冒险的论题中取得胜利。

他曾受到过自然主义气息的吹拂，曾写出过观察如此明晰的剧本，然而，当他在需要提出论据或仅仅出于编剧的需要的时候，却从来不曾在虚构面前退避过。

这是被观察到的现实和古怪的发明的最不讨人喜欢的混血儿。

他的剧本没有一部能够逃出这种双重倾向。

请你回想一下在《私生子》中的克拉克·维尧的不可置信的故事，回想一下在《外国女人》中的邪恶的圣母的奇特经历吧。

我只不过是随手引证几个例子而已。

人们可以说，小仲马先生只是把真实用作跃入虚空的跳板而已。

似乎有什么东西蒙住了他的眼睛，他从不把我们带到我们认识的一个世界中去。

环境总是艰难而虚假的；人物丧失了一切自然的声调，不再站得住脚跟。

这不再是带有它的宽绰，它的色调，它的纯朴的生活；它是一篇辩护词，一篇宏论，一件冷冰冰的、干巴巴的、一碰就碎的东西，里面没有什么新鲜空气可以呼吸。

哲学家扼杀了观察家，而戏剧家又损伤了哲学家，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实在是十分可惜的。

我现在要谈谈爱弥尔·奥日埃[82]先生。

他是我们目前法国戏剧的大师。

他的努力一直是最坚定而有规律的。

不应当忘了浪漫派对他的不断的攻击，他们称他为理智健全的诗人，他们取笑他的一些诗词，但他们却不敢取笑莫里哀的诗词。

事实上，爱弥尔·奥日埃先生妨碍了浪漫派，因为他们感到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个越过1830年的**而与法国传统重新相连的作家。

新的公式和他一起成长起来：准确的观察，搬到舞台上的真实生活，用朴实确切的词语描绘的我们的社会。

爱弥尔·奥日埃先生的最初几部作品是用诗体写成的话剧和喜剧，具有按我们古典戏剧的手法来创作的巨大优点，它们的情节也是同样的简单。

例如在《斐莉培特》里，讲的是一个丑女人的经历，她后来变得妩媚动人了，于是就受尽了众人的阿谀奉承，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内容，就足足填满了三幕。

这也就是照射到剧中那些人物身上的全部光彩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质朴，剧本的平和而苍劲的线索，由情感这唯一的作用来打上结子，然后又解开。

我确信，自然主义公式不过是这个古典公式的发展、扩大并使之适应我们的环境。

其后，爱弥尔·奥日埃先生又进一步确定了他的个性，待他开始用散文更得心应手地描绘我们当代社会的图景时，他必然会到达这个自然主义的公式。

我特别要引证《可怜的母狮们》《奥林泼斯的婚事》《盖澜大爷》和《布瓦利埃先生的女婿》以及他博得最多喝彩声的内部喜剧：《厚颜无耻的人们》和《齐波瓦叶的儿子》。

这是些十分了不起的作品，这些戏剧全部或多或少地在某些场景里实现了新的戏剧、我们时代的戏剧。

公证人盖澜大爷有着一种效果最新颖、最真实的死不改悔的性格。

在《布瓦利埃先生的女婿》里，对暴发的布尔乔亚作了一种极佳的人格化；齐波瓦叶这个人物的塑造相当奇特，但它的色调又恰到好处，他在一个用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描绘出来的世界里活动。

爱弥尔·奥日埃先生的力量，使他成为出众的东西，乃是他比小仲马先生具有更多的人情味。

这富于人性的方面使他立足于坚实的土地上，同他在一起，你就不会害怕坠入空虚之中。

他始终是沉着的，也许不那么锋芒毕露，但却十分脚踏实地。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奥日埃先生成为我们所期待的那位命定来确立自然主义公式的天才呢？为什么，在我看来，他只能成为目前最明智、最有力的文学工匠呢？以我的见解来判断，这是因为他并不太懂得脱离传统的俗套、陈词滥调和彻头彻尾都是杜撰臆造的人物。

他的戏剧被连续不断的平庸无奇地写作，被制作得漂亮的画像——那些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在画师的画室里所绘制的画像削弱了。

因此，在他的喜剧里，很难不看见很富有、很纯洁的少女，却不愿结婚，因为她痛恨别人总是为了她的嫁奁才向她求婚的。

那些男青年同样也是荣誉和忠诚的英雄，当他们得知他们的父亲用不大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时，总是哭泣着表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