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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戏剧（第7页）

总之，可同情的人物胜利了。

我的意思是说，善与美的情感的理想典型，总是用同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真实的象征脱离了一切真实的观察，按宗教仪式虚构来人格化了：这是盖澜司令官，这位模范军人，他的制服帮助人们得出结局；这是齐波瓦叶的儿子，这位娇弱纤美的大天使，出生在一个腐败的人家；这是齐波瓦叶本人，他卑鄙无耻，却又装得那么温文尔雅；这是《厚颜无耻的人们》中的亨利，查利埃的儿子，他在发誓保证，因为他的父亲在一件暧昧的事务中干了不光彩的勾当，所以他就偿还了受他父亲所欺骗的那些人的损失。

这一切都很美，很动人；不过，要把这一切当做有关人的文献，那就是不可靠的了。

不论是在恶还是在善中，自然都没有这么呆板。

人们只能接受这些可同情的人物，作为现实的一种对立面和安慰而已。

还不止是这些呢，爱弥尔·奥日埃还往往挥动魔杖来改变一个人物。

戏法是人人会变的，剧本总得有一个结局，在一幕效果辉煌的场景之后，人们一下子就改变了一个人物的性格。

比如，我们只引证这么一个例子，不妨看一下《布瓦利埃的女婿》一剧的结尾吧。

说实在的，这简直是太便当了，你无论如何总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棕发男子变成一个金发男子吧。

就观察的价值说，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是可悲的，一个人的气质总是一直保持到底的，除非是有缓慢的、需加微妙分析的原因。

所以爱弥尔·奥日埃先生的那些最佳的人物形象，那些由于它们是最完整的、最符合逻辑的，因此一定会永存下去的形象，在我看来，似乎是盖澜公证人和《可怜的母狮们》里的波摩。

这两个剧本的结局，以及它们开向现实、开向不可避免的生活进程的大门，居然能超越每天的喜怒哀乐而不为其所左右，这确实是十分动人的。

在我重读《可怜的母狮们》的时候，我就想起嫁给一个规矩人的玛奈弗夫人。

不妨拿赛拉芬同玛奈弗夫人作一番比较吧，您就会暂时让爱弥尔·奥日埃先生同巴尔扎克两人面对面站着，这样您就会了解，为什么爱弥尔·奥日埃先生，尽管有他许多优点，却不能在戏剧中确立自然主义的新公式。

他没有足够大胆、足够强有力的手腕来摆脱充斥着舞台的传统习俗。

他的剧本太混杂了，没有一种能以天才的决定性的独创性来使人们认可。

他容忍了一种妥协，因而在我们的戏剧文学中，他只能作为一位才智深邃、根底厚实的先驱而存在。

我很愿章谈谈欧仁·拉毕什[83]先生，他的喜剧是那么的热情洋溢。

还有梅拉克[84]和阿雷维纳[85]两位先生，他们对巴黎生活的观察是那么细致入微。

以及龚弟内[86]先生，他用他那些如此才智横溢的、描述于一切剧情之外的画面，使斯克里布的公式成为过时的东西。

但是我只要谈论三位最杰出的剧作家就足以说明我的论题了。

我极为欣赏他们的才能，他们各自显示的不同的优点。

不过，我再说一遍，我是从许多观念的一个总体来评判他们、研究他们的作品在我们本世纪的文学运动中占有什么地位并起了怎样的作用的。

四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各种因素，我手里已经拥有我需加讨论并总结的种种资料。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小说目前的处境如何；另一方面，我们已考察了我们最初的几位剧作家对我们的戏剧做了些什么工作。

留待进行的只是作番对照即可。

谁也不否认文学中各种门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进的。

一阵风刮过之后，一个震动发生之后，就会出现朝着同一方向的普遍推进。

浪漫主义的造反就是在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之下，表明这种一致倾向的一个生动例子。

我已经指出过，本世纪的推动力是自然主义。

今天，这股力量已日益加强，它一直向前猛冲，一切都必须顺从它。

小说、戏剧都被它席卷而去。

不过，这种进展在小说中来得更快得多。

它已在小说中高奏凯歌，而在舞台上还只不过是初露头角罢了。

情况必然是这样的。

戏剧，由于我将解释的种种原因，总是传统习俗的最后堡垒。

所以我只想简单地得出这么一点：今天在小说中完整并确立下来的自然主义公式，与它在戏剧中能立足尚相距甚远，我因而对此下结论说，它必然会完整起来，它迟早会取得它的科学的严密性；否则，戏剧就会逐渐蜕化，成为越来越低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