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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戏剧（第5页）

所谓艺术是冷漠的，是一种诗——魔法，仅仅用于消遣，等等，这种艺术观是颓废的，它高度表明了我们的阉割力。

我们对兰波[110]、雅里、洛特雷亚蒙[111]等的文学崇拜——有两个人由此而自杀，但其他人则泡在咖啡店里闲聊——也属于这种文学诗，冷漠艺术，中性精神活动的概念，它们无所事事，不产生任何东西。

我还注意到，正是当个人诗——它只涉及作者而且是写诗一刹那的作者——泛滥肆虐时，戏剧受到诗人们的最大的鄙视，而这些诗人从未有过大量直接行动的意识，没有效率感，也没有危险感。

应该与这种对文字和书面诗意的迷信决裂。

书面诗意只能一次有效，然后就该把它毁掉。

死去的诗人该给别人让路。

那样我们就能看出，不论已经完成的东西是多么美，多么有价值，如果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它就使我们僵硬、停滞、妨碍我们去接触它下面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作思想的活力、生命力、交流的决定论、月亮的盈亏或者别的什么。

在文字的诗意下面，是没有形式没有文字的纯诗意。

某些部落在巫术活动中戴上面具，但这些面具现在只能扔进博物馆，因为它们的效力已经枯竭。

同样，一篇文字的诗意效力也易枯竭，而戏剧的诗意与效力则枯竭得最慢，因为它其中有形体和台词，而它们是从来不重复的。

应该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都准备接受战争、瘟疫、饥荒、屠杀，那我们甚至不必说话，只要继续干就行了，继续当我们的雅士，继续争先恐后地去聆听某位歌手，去观看某个杰出的、但不超出艺术范畴的演出（就连俄国芭蕾舞在极盛时期也从未超出艺术范畴），去参观某个小幅画品的展览会，在那些画中不时出现一些强烈感人的形式，但它们仅仅是偶然的，我们并不真正意识到它们可以唤醒何种力量。

这种经验主义、偶然性、个人主义、无政府状态应该终止了。

个人诗也应该结束了，它对诗作者的益处大大多于读者。

应该结束这种封闭的、自私的、个人的艺术的一切表现。

我们的无政府状态及精神混乱来自其他方面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无政府状态影响了其他方面。

我并不认为必须改变文明才能改变戏剧，但我认为，以高级方式、最困难的方式使用戏剧，那么戏剧便能影响事物的面貌及形成。

在舞台上使两种爱情表露、两种生命焦点、两种神经引力相互接近，这是件完整的、真实的、甚至决定性的事，就好比在生活中，两层表皮亲昵地相互接触。

因此我主张一种残酷戏剧。

今天我们都有贬低一切的怪癖，所以我一说“残酷”

，它立即让大家想到“血”

。

然而“残酷戏剧”

是指这戏剧难度大，而且首先对我本人是残酷的。

在演出方面，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相互施行残暴，相互撕裂身体，挖掘内脏，或者，像亚述皇帝一样，相互寄赠装着切得整整齐齐的人的耳朵、鼻子或鼻孔的口袋。

我说的残酷是指事物可能对我们施加的、更可怕的、必然的残酷。

我们不是自由的。

天有可能在我们头上坍下来。

而戏剧的作用正是首先告诉我们这一点。

或者我们将通过现代的、当前的方式回到关于诗以及戏剧中的诗意的高级概念（它隐藏在古代伟大悲剧作家所讲述的神话中）。

我们将再一次支持戏剧的宗教概念，即无徒劳的沉思默想，无零散的梦幻；我们将意识并掌握某些统治力量，某些指挥一切的概念；我们将在自身重新找到活力（因为一切有效概念都带有活力），这活力最终创造秩序并使生活价值回升。

或者我们立即、驯服地放弃，承认我们只能适应混乱、饥荒、流血、战争和流行病。

或者我们使一切艺术还原到中央高度及必然性，在绘画或戏剧所完成的动作以及火山爆发的渲染所完成的动作中发现类同性。

或者我们停止绘画，停止叫嚣，停止写作，什么也不再干。

我主张在戏剧中恢复基本魔术性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现代心理分析学所使用，其办法是，要治好病，就要使病人采取他应该恢复的心境的外部态度。

我主张放弃这种形象的经验主义，形象是由无意识胡乱提供的，也是由人们胡乱抛出的，并称之为诗意形象，即封闭性形象，仿佛诗所带来的那种焦虑不是在全部敏感性中、全部神经中，引起反响，仿佛诗是一种泛泛的力量，而且它的运动从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