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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的主流时代的记录（第4页）

因此这份节目单的封面使得该剧似乎能够未卜先知，也使得纪实素材格外具有时事性。

这符合“呈词戏剧”

的原则（这也部分得益于节目单收入的布莱斯的文章）。

甚至连剧名《和恐怖分子对话》都具纪实性，这个短语来自布莱尔政府的一个大臣，莫·摩兰姆，该剧开幕辞引自她的演说（当时没有透露姓名，至于观众能否辨认出她的声音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

开幕辞直接引用了她对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两位领袖格里·亚当斯与马丁·麦吉尼斯以及他们领导的政治武装新芬党的评论：“和恐怖分子直接对话是唯一可以击败他们的途径……格里和马丁需要对话。

当然，他们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但他们也有妻子，也要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也是正常的家庭男人。”

这番话显示了整部剧创作过程中处理记录材料的手法。

恐怖分子表面上和普通人甚至恐怖活动的受害者没有区别，他们之所以恐怖是他们的暴行令人恐怖。

事实上，斯塔福德将这部剧中的主要人物称为“退休的恐怖分子”

（唯指那些可以接受采访的恐怖分子）。

例如，主要人物之一（节目单的演员表标示，而不是剧本标示）被认出是伯利恒阿克萨烈士旅的前头目，政府为解伯利恒之围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将他流放，现在作为避难者住在都柏林，身边有警察跟随，行动一直处于监视之中。

他们的“退休”

不但没有削弱创作素材的真实性，反而因此可以以某种视角观察他们的行动。

有两个恐怖分子坚称使用炸弹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表达了他们的罪恶感。

我们还得知其中一人（在监狱服刑期间努力攻读大学的学位）现从事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征治疗工作，服务于其他“退休”

的恐怖分子及受害者。

这部戏剧不但选材大胆、别出心裁，而且对讨论的政治事件的处理也是如此。

《和恐怖分子对话》涉及了大量人物：爱尔兰共和军的前成员（参与了1984年布赖顿旅馆爆炸案）；北爱尔兰自愿者力量的前成员（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前成员（恐怖组织中种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以及唯一女性，乌干达国民抵抗军的前成员（小时候遭绑架而被迫从事暴力行动）。

这些人物在演员表里没有署名，剧本里只以他们之前所属组织名字首字母缩略字称呼他们，例如，IRA，UVF，PKK。

与此相似，莫·摩兰姆只是以SSl——国务大臣来表示，撒切尔政府大臣诺曼·泰比勋爵，也以SS2表示，他在IRA制造的布赖顿旅馆爆炸案中身受重伤，他妻子因这次事件导致全身瘫痪。

由于这些主角在剧中都是匿名描述，所以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所属的整个组织或机构。

尽管是匿名描述，但从演出后观众的评论来看，许多英国观众至少能认出这些政治人物。

根据斯塔福德所说，一位西约克郡观众（是个社会主义者）想到泰比从25年前开始就奉行强硬的右翼主义原则，而对剧中的泰比嗤之以鼻。

其他一些观众则为表演大主教泰瑞·威特的演员鼓掌喝彩。

泰瑞·威特作为坎特伯雷的使者为解救人质在黎巴嫩试图和恐怖分子谈判时遭绑架，几年之后才获释（斯塔福德·克拉克）。

如果假设这是观众的普遍反映（至少年纪大些的观众是这样），那么把抽象的匿名性强加在极具特殊性的个体身上也许可以最清楚地告诉观众客观创作素材经过作者改造后为作者传达信息服务。

因此首字母缩略字就成了意义复杂的符号。

一方面，采用首字母缩略字避免了主观性，强调了纪实手法的客观性。

不过这也清楚地反映了在媒介的作用下，运用标准的政治修辞手法，人物丧失了自己的人性，达到类似“邪恶轴心”

的效果；另一方面，它制造了一个丰富的潜在张力，通过穿插一些从会议记录中引用的话语制造一种不同人物之间或恐怖分子和受害者之间对话的效果。

即便使用客观的首字母缩略字，即便戏剧艺术采取匿名性和客观性，观众也能辨认出受害者。

当然现实人物都是单独接受采访，但表演时，所有剧中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

与匿名不同，对白赋予那些因犯下的暴行被视为魔头的人物人性。

同时人物匿名暗示被诋毁的恐怖分子和国家要员具有可交换性，因为剧作中他们都是首字母缩略字。

对政府和恐怖组织的平行处理突出了主题平行，因为剧本中有一章节有关官员暴力：政府实施恐怖行为，把暗杀当做政策。

与此同时，作为剧作基础的文献记录给恐怖主义心理学提供了可观的证据。

一位心理治疗专家说：“暴力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把你的敌人亚人类化”

。

士兵们曾经也是纯洁的孩子，他们复述她的教导：“把他们想象成动物……看着他们……他们说着其他语言，他们阴险、黑暗、非常邪恶……这样你会觉得下手杀他们就不那么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