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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的主流时代的记录（第5页）

当曾经是死对头UVF（北爱尔兰自愿者力量）和IRA（爱尔兰共和军）的前成员在监狱图书馆（他们俩在那攻读大学学位）相遇而回首往事，双方之间存在的联系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清晰，意识到两人的相似之处：

UVF：……我们都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工人阶层，下雨天我们都把厚纸板塞入鞋子里。

大体而言，我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

IRA：是的，他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承认参加正统派基督教运动带来的丧失人性的后果，就像AAB（阿克萨烈士旅成员）所说：“让我告诉你，朋友，我内心所有善良的东西都已死去。”

也许是采用逐字逐句呈现文献记录的风格，所以赢得不同群体的观众的掌声和喝彩。

演出后，观众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有些是回教徒，有些来自爱尔兰琉顿、里兹或利物浦的一些团体。

但不管看上去多么真实，文献记录戏剧并不总是真实可靠的。

例如，剧中一名巴勒斯坦烈士旅前头目在采访中因与妻儿分离而痛哭（有一个儿子是在他被迫离开之后出生的，因此从未见过面）。

舞台上，他的悔恨是一个有力的恳求，恳求人性和恳求对过错的补偿。

然而，后来斯塔福德查明现实生活中此人现有爱尔兰女友，尤其是他主要的庇护人阿拉法特去世了他也不急着回巴勒斯坦。

因此，尽管文献记录戏剧的前提是真实，但舞台上（和剧本里）看似有力的政治恳求事实上确是一个谎言。

政治个体和真实个体是互相脱离的。

（如果他打算回巴勒斯坦，那么他对妻子的背叛对他而言是危险的）显然，此人的实际情况与剧本的中心主题相矛盾（剧本里恐怖分子和一些受害者都为无力在双方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而懊悔），这就削弱了人物的话语力量，比如“我内心所有善良的东西都已死去”

。

剧作家也从来没有修改剧本消除这个矛盾（斯塔福德·克拉克）。

即使是这样，这出戏剧还是很实用，它在舞台上展现了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建立沟通的桥梁，如何通过谈话和倾听缓和恐怖主义，如何通过对话使正统派基督教妥协。

《卫报》评论说，这些使《和恐怖分子对话》成了“我们今年看到的最重要的一部新剧。”

斯塔福德和黑尔共同创作的当代文献记录戏剧《永恒之路》和《灾难降临》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和恐怖分子对话》媲美。

这三部剧的对白都来自采访记录和公共演说，是公开并可查证的，而且黑尔强调，像大多数新闻报道一样，剧本中所有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私人的或公共的）保证其真实性”

。

然而与《和恐怖分子对话》中人物匿名不同，《灾难临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署名，而且观众立刻可以从电视和报纸上把他们认出来，他们在剧中做的事也确实是他们做的事，就像黑尔说的那样，“发生（的确）发生的事”

。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特点标明了该剧与黑尔早期剧作的不同之处。

例如，《无战争》是1993年黑尔创作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主要人物以真实政治家为原型塑造。

这部剧不仅从一般评论文章而且还从政治文章中节选评论。

不过人物的名字都是虚构的，刻画人物时稍微有些掩饰（例如工党领袖金诺克有一口伦敦音），剧中人物的行动也是虚构的。

[120]这三部剧都被广泛研究，而且采访记录和资料来源作为三部剧的《阅读指南》单独出版。

虽然剧中人物都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但是每部剧的情节都是文学杜撰。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黑尔1998年创作的独角戏《苦伤道》，描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极具个人倾向。

这不仅因为该剧是基于黑尔个人的一次实情调查之旅创作，而且因为该剧是由黑尔自编自演的独角戏。

即使这么做可以给该剧增加情感信念的真实性，但也使整部剧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文献记录戏剧背道而驰。

黑尔后来的文献记录戏剧与这些早期的、2000年之前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

《永恒之路》的所有人物都是公众人物，这在黑尔的创作中尚属首次，例如：有理查德·布兰森和约翰·普雷斯科特，也有铁路工人和这次事件的普通受害者，就像帕丁顿灾难一样。

《灾难临头》不仅刻画了乔治·布什、拉姆斯菲尔德、迪克·切尼和康多莉扎·赖斯，而且更主要的是刻画了托尼·布莱尔和约翰·普雷斯科特（这是他第二次成为黑尔剧中的人物）。

该剧2004年在国家剧院上演之后于2006年重新登上了纽约公共剧院的舞台，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该剧呼吁他们反对布什及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故事从2001年布什赢得总统选举展开（尽管介绍指出，布什在“普选中失去了539898张票”

，一位将军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神的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