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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的文化性（第3页）

内藤湖南的解释告诉我们，艺术品的确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也就是威廉斯所谓的“知”

的功能；当然，它也的确不是直接的。

如果说威廉斯的认识为我们理解艺术与人类情感的关系提供了解决之道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观点则为我们理解艺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作为人类文化的情感形式，马克思承认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不是简单的线性联系，即出现什么样的现实形态就一定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产品及活动，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人类历史中的诸多艺术文化现象，比如中国的魏晋时代，在政治上是极为黑暗的，但在艺术上却是十分活跃的。

这种艺术实践与文化现实之间的悖反，仅仅通过艺术品本身是难以解释的，而这就必须进入到文化的领域。

2.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

人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艺术在这个结构中与其他文化因素有着复杂且多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些可以直接反映在艺术文本中，有些则很难通过艺术文本直接表现出来。

我们在此讨论的，就是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一，其他文化形态对艺术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现实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哲学、思想等文化形态会直接影响艺术实践活动的对象、主题、内容和价值取向，尽管具体的艺术实践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同时这些文化形态对艺术影响的力度并不一样。

比较而言，政治、经济、宗教对艺术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有效，而道德、哲学与思想等形态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图37徐悲鸿：《愚公移山》

例如，同样是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象征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如徐悲鸿1941年创作的《愚公移山》（图37）；也可以看到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如毕加索1937年创作的《格尔尼卡》（图38）。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将对现实的情感寄托于历史的写实中，画面以右侧和中间为主体的前景是几个顶天立地的壮汉奋力击石的场面，人物身体个个饱满、粗犷，充满了力量和勇魄，同时身体在高度上几乎冲破画面，气势如虹。

而左侧的老者愚公则半侧身对着后人在讲述什么。

在人物比例上左侧的人物稍小于右侧，从而形成了画面的中景，并塑造出了画面的立体空间感。

这种人物形象和画面组织形式，有力地传达出民族凝聚为一的精神气质，并表现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绝不屈服的意志。

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则在构图上完全不同。

画面中的所有形象都被故意非常凌乱地置于同一个平面上，丧失了立体空间感，它们似乎被什么强大的力量压平，而人物与动物的眼睛都被放大，透出或惊恐或死亡的表情，形象的白色与背景的深色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种刻意平面化的构图有效传达出战争对于人和世界的压迫，它并非是对现实的精雕细刻，但却以抽象的形式传达出作者的价值态度。

尽管这两幅作品在画面构图、美学风格上差异极大，但在主题、内容和思想倾向上却是相接近的，它们都是对现实政治语境的直接反映。

图38毕加索：《格尔尼卡》

第二，其他文化形态要影响艺术，必须艺术化。

现实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哲学、思想等文化形态会影响艺术创作对象的选择方式，但这个过程必须艺术化，即兴辞化。

也只有经过兴辞表现后的现实，才有可能成为艺术。

对于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固然文艺是一种宣传，但并非所有的宣传都是文艺，文艺之为文艺，必然是有宣传无法达到的功用和目的。

[4]艺术虽然也要诉诸现实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哲学、思想等价值观念，但这种诉诸需直接冲击人们的感官，直达人类情感，并必然地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雕塑、绘画、舞蹈、音乐、戏剧、诗歌等，而且也只有经过这种形式化、兴辞化的情感，才可能成为艺术。

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激励民众加入到抗战的斗争中，包括老舍、艾青、冼星海等在内的艺术家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老舍为此撰写了大量的戏词、曲子、大鼓鼓词，艾青也为之撰写了不少诗歌，但这些作品真正能以艺术品身份留传下来的却少之又少。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极大地突出了文艺宣传的功用，而艺术功能被最大限度地抑制了。

同时这些作品紧紧地依附于这种现实——这在当时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