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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剧核的构成（第7页）

的，因为它使观众在否定丑恶、黑暗的同时，激发了对美好、光明追求的精神！

第二，深刻、独到。

影片既然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它当然不该只泛泛地叙述某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而一定要对生活表达出一种深刻、独到、给观众以启发的观念、情感或感触。

这个道理，在“生活积累”

一章中已有论说。

好的影片在创作时一般都先有一个深刻、独到的题旨在作者心中，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发生着或直接或潜在的影响与作用。

也只有这样，完成的影片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并可长久留存。

纵览百年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因其题旨在各自特定时期所具有的深刻与独到而获得成功者，占绝大多数，而只因其艺术表现、影视手段的成熟、丰富得以成名者，则寥寥然近于无有——即使像《战舰波将金号》这类影片，固然其艺术上的创新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但若无深刻的题旨为基石，则所有艺术技巧的创造必然成为无本之木，再花哨也不能存活长久的。

第三，要具有时代感。

任何艺术作品，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含有时代的印痕，完全超时代的影片题旨，也必然决定这影片的空洞、虚浮，难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所有“历史巨片”

，一定是某个时代最准确、生动的艺术表现。

只有最具“时代感”

，才能具有“历史性”

，就如“只有最具中国特色，也才具有世界意义”

一样，只有真正反映了你所处的时代生活，才能获得不褪色的历史价值。

比如美国影片《邦妮和克莱德》之所以为世界电影史所接受、并为他国的观众（包括我国观众）所喜爱，就在于它真实准确、又生动活泼地反映了影片内容所处时代的鲜明特色，既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心声”

，又蕴含着后人（或他国观众）对那段“形象历史”

所具有的“认识作用”

。

再比如我国影片《焦裕禄》，之所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难得地创造了高票房价值影片之一的“巨片”

，更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时代性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相当一批不关心民众疾苦、以权谋私或养尊处优的干部心怀不满，这是当代普遍的民众心态。

而《焦裕禄》则塑造了一位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干部形象，通过影片主人公的行为举止，以及对这种“典型”

、“偶像”

的赞扬，传达出民众的心声，表述了百姓的希冀，体现了当前的时代性症结。

题旨的时代感对影片价值的作用，可见一斑。

而某些花大气力制作的影视片，如我国近年的《西楚霸王》、《三国演义》、《皇城根儿》、《晚钟》之类，虽然有一些“当时”

的捧场式喝彩，终因无内在的时代底蕴，不过是影视界的过眼云烟而已。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创作者警戒：似乎是有意追求某种时代性，但由于没有真正把握时代的本质、历史的趋势与世界的潮流，只以某种“时令性”

、“季节性”

的社会生活表象为依据，编排出一些浮光掠影、貌合神离，甚至似是而非的“反时代”

的“时髦”

作品。

此类影视剧作，在国内并不乏见。

而因其对国情、世态、民心的不良影响更甚于那些并不一味追求“时代感”

的平浅之作，我们就更应避免它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