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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剧核的构成（第8页）

第四，题旨要与题材相符。

这一点似乎不成问题，但在不少影视作者的创作中，却常出毛病。

题材与题旨在戏剧核的形成过程中，无一定先后次序——可能是先有了题材，再产生题旨；也可能先确定题旨，再选择、确定题材。

但无论如何，两者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两者相符，影片内容自然、真实；两者不适，则影片内容必然造作或割裂。

两者不适的情况，常见有三种：

其一，题旨超脱题材之上。

作者一味地要表现深刻、独到的题旨，而没有考虑到题材的承载与包蕴能力，于是作品的题旨便有牵强、拔高之嫌，影片就显得造作、虚假（比如我国影片《大河奔流》、《炮打双灯》以及《黄土地》等）。

其二，题旨没有充分、全面地挖掘出题材所具有的本质内涵，因而有浅薄、疲软感。

这种题旨，往往浪费、耽误了题材（比如前面曾举过的定稿以前的《白毛女》）。

其三，题旨偏离以至脱离了题材。

完全凭作者的一己冲动，不考虑与题材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

这种作品，必然不伦不类，成为畸形之物。

这种现象，在某些“现代派”

“随心所欲”

的影片中，不乏所见（比如国外影片《放大》、我国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此弱症或弊端）。

除上述内容外，在设定戏剧核的题旨时，对题旨的体现，作者也应有所考虑。

具体而言：未来影片的题旨是单一的还是多义、多层的？如果是多义、多层的题旨，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过去，我们的文艺理论在论述作品主题（或题旨）时，总强调应该单一、集中、明确。

而现代影视创作的实践表明，题旨的具体展示可以、也应该多类型与多风格。

它既可以是单一、集中、明确的，也可以是多意向、多层面的——因为有一些影片，很难只从一个方向或方面理解它的全部内涵，比如美国影片《克莱默夫妇》，它既有对女性独立自强人生观念的赞同，又含对男人社会工作与家庭负担双重压力的剖示；既有父子之间由隔阂到亲密过程的表现以歌颂人间真情，又有两性之间微妙的现实关系的表述，给观众以深思、反省。

再比如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中，既有对社会生活的批判性揭露，又含对普通百姓质朴、善良本性的赞赏……因此，如果说电视小品或短剧在一般情况下，其题旨以单一为宜的话，那么创作大篇幅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时，则就不必受此限制了。

多义、多层的题旨在具体体现中，则应注意相互的关系：若是主副构成，则哪个为主、哪个为次？若是平行并列，则又要在怎样的题材内才能安排？这是忽略不得的。

不然，将使作品内涵模糊混乱而造成失败。

中外文学史、电影史上及当前某些创作者观念中，对作品的题旨有这样一种主张：不必由作者硬塞给读者或观众什么题旨，只要将“原生态”

的生活本身真实地表述出来，即是；不要充当观众或读者的上帝或牧师，生活本身自然会使观众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内容。

这种观点，看似严肃又洒脱，其实是混沌懵懂、属艺术创作的“门外文谈”

——任何真正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是“原生态”

生活的“原型再现”

，而都是对生活不同程度的“艺术表现”

。

否则，又何必艺术创作？就一部电影而言，它所表现的人物或事件，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写实”

品格，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人物的活动是方方面面的，这事件的过程与关涉也必然是复杂、广泛的。

而在两个小时内的电影叙述中，根本不可能完全原生态地将它们照搬进来，总要有创作者既定的截取、选择，进而表述作者认为该表述的内容、删除作者认为该删除的部分。

这不已经分明有创作者的主观因素浸入其间了吗？又何谈“原生态”

之有！

所以，在创作中的“原生态”

只不过是指一种“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