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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影视剧本的作用与文体定位（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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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超现实主义小说”

的鼓吹者罗布-格里耶等人的观点（格里耶后来从小说创作转向电影创作，其观点亦体现其中）。

他们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弗洛伊德的下意识为基础，否认理性的作用，追求“超现实”

，认为理性、道德、宗教、社会以及很简单的日常生活经验，都是对于人的精神、人的本质需要的强制，都是一种桎梏，只有抛弃、打碎它们，才能获得人的自由。

他们认为无意识、梦幻才是精神的真正活动，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意识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控制作用，因此，也才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全新的最真实的世界。

在此基础上，他们的创作方法有两大特征：其一，主张“无意识书写”

；其二，强调对幻觉与梦境的记录。

针对当时文学创作方面的理性压抑及“伪真实”

现象而发的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说，可以说有某种反驳意义。

但也因其过于偏激，产生了“过犹不及”

的病变。

“超现实主义”

小说在文坛上很快销声匿迹、几无影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影视与小说既同为艺术创作，那么，也就必然遵循一样的规则：艺术创作绝不能进行纯自然主义地描摹，它可以表现幻觉、梦境，但这种反映，应在作者理性的艺术思维的过滤后，经过相应情绪的体验与美学思想的渗透，有意识地为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服务。

而若把梦境、幻觉的表现完全同人物内心世界的整体理性把握对立起来，为写梦而写梦、为表现幻觉而表现幻觉，艺术创作必然失败。

另外，伯格曼所谓电影是通过影像表现、用文字写出的剧本毫无必要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引音乐和乐谱的关系为证说明之：既然最早出现在音乐家头脑中的不是音乐符号，而是旋律、音色、情绪、节奏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音乐创作根本不需要乐谱呢？可是：如果没有创作者用乐谱把旋律等“物象化”

，再高明的乐队，哪个能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

同理，如果没有出色的剧本创作，再高明的导演又如何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影片来？！

其实，伯格曼们不过是特意表达一种艺术风格罢了——因为就是他们自己在实际拍片时，也不可能忽视剧本的作用。

比如伯格曼本人就自相矛盾地说：“写电影剧本尽管困难，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可以迫使他首先通过纸上的文字，从逻辑上来证明他的影片构思是否确实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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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百年来的电影史实都告诉我们：一部真正具有艺术性的电影（包括电视剧）作品的最后成功，必须以杰出的剧本奠基。

对此，吉甘在《论导演剧本》中有过这样一句话：“导演可能用一部很好的剧本拍出一部很糟糕的影片，但他绝不可能用一部很糟糕的剧本拍出一部很好的影片。”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则道：“弱苗是绝对得不到丰收的。

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的影片来。

剧本的弱点要在剧本完成阶段加以克服，否则，将给电影留下无法挽救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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