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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现实主义的理论及相关的两种偏颇（第3页）

我们只需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

[4]

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中，自然主义的出现也许有某种层面的“拨乱反正”

意义，但“矫枉过正”

，理论上就难免偏颇，实践中也难能长久。

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为反对“造作”

而过分强调“自然”

，这就从本质上违背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最起码的品格。

对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指出：

须知绝对的真实、不搀水分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教我们这样或那样去看待事物。

想描写得真实、绝对的真实，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妄想。

人们至多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感受能力，确切地再现所观察到的东西，按照我们所见过的样子描绘出来，至多只能根据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形象记忆力，把我们获得的印象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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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批评自然主义的另一观念时写道：

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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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将人的行为举措只归结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

，未免也有疏漏，但他对自然主义只在生理或病理上研究人的偏颇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

自然主义因其具有一定的“即时”

意义与针对指向，所以不该轻易地全然否定。

当然，若不看到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环境，而一味茫然推崇、极力效法，也将使文学艺术走向歧路。

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没能长久地保持强大的活力，概因于此。

下面，再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在理论与运作方面对现实主义的“反对”

或曰“误导”

——

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有过影响（或曰干扰），但毕竟为时不长，则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理论观念对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扭曲与侵害，就因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极需总结与反省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上：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