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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场未知的教育探险（第5页）

在这样一个“高情绪唤起”

的课堂上，教师必须要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也要事先对可能引发的问题有所准备。

我虽然从事过20多年心理咨询，也参加过创伤治疗的培训与实践，但是在四五十人的教学场合，如果有个别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我该如何去回应？这是我必须事先思考并不断摸索的。

在第一轮的教学实践中，当学生开始用“周五综合征”

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对这个课程的复杂感受时，我就意识到，需要对影片和教学节奏进行调整，避免让他们感到过于沉重。

其次，虽然从一开始我就借鉴叙事疗法，为学生设计了一个自我对话来帮助他们处理情绪，但我还是觉得从保护学生出发，应该告诉那些近年有过丧失“重要他人”

经历的学生，不选此课为好。

我的第三重保护，是告诉学生，万一课程引发了强烈情绪，请及时告诉老师，老师会根据情况给予回应。

当然，我会在评估学生的状况后，建议学生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我觉得在课程中，我的角色是教师而不是心理咨询师，如果我和学生的关系变成了咨询关系，恐怕会对教学管理产生微妙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从心理角度给予学生任何支持。

至少，我在心理咨询方面的训练，可以让我对学生的情绪唤起状态保持觉察。

尽管我将开始的是一场未知的教育探险，但我知道，通过课程设置，可以为教学打下好的基础，为后面的学习提供动力和风险控制。

首先是上课时间。

开课前，学校就上课时间征求我的意见，我请求把课程放到周五晚上，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我最有保障的一段时间，没人会在周五晚上给我派活儿。

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上课时间是有意义的：那些在一周紧张学习之后不去放松找乐，愿意将自己抛入生死这个严肃主题中的学生，大多是奔着学习而非学分来的。

这个时间设置已经为我做了筛选，也让学生对学习有所期待，这样的期待是学习必要的心理准备。

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管理系统，只能学生选老师，老师却不能选学生，这着实有点让我失望。

按照我的愿望，这门课的学生应该限制在30人以内，且应该由我用某种方法进行挑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设置门槛会让学生更加珍惜机会，从而在学习上更投入。

在哈佛大学开设“法律·道德·心理：透过电影的探讨”

的阿伦·A.斯通教授，就设置了自己的门槛，二年级、三年级和法律硕士的学生有优先权，且需要先提交1000字对某部电影的评论，他从中选录22人。

但中国就是中国，我能做的，就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而不上大课。

学校要求40人才能开课，不过最后也尊重了我的想法，将选课人数缩减到了35人。

当然，出现在教室中的绝不会只有35个学生，那些已经修满学分的学生，或是在读的硕士、博士，甚至从外校赶来的学生，我怎么可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何况，我从内心里是多么喜爱这些“蹭课”

的学生，他们的存在，不仅让我感受到这门课真的有价值，而且也让我更加愿意“相信未来”

[6]。

满满一屋子学生坐在这里了，他们到底为什么而来呢？是这门课程的名字很奇葩？还是觉得有电影的课学分可以轻松拿？他们对这门课究竟有何期待？虽然每次课我都会问他们这些问题，但几个同学的回答似乎还是让我难以看到全貌。

于是，在第四轮课程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调查，请每个学生写出自己对课程的一到三条期待。

很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小调查，在收回来的107张小纸条中，我看到了学生的需求，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他们的生命状态。

数量最多、占到三分之一的小条与“认识死亡”

有关，比如“找到对抗死亡焦虑的方法”

，“学到如何面对自己、亲友的死亡，如何安慰其他面对死亡恐惧的人”

，“希望能知道人死后会去哪儿”

，“能学会直面死亡”

，等等。

这似乎说明，虽然死亡在生活中如影随形，但是文化已经把它变得难以言说，反而激发了学生们认识它的渴望。

小条的第二梯队不出所料，是与“生命的意义”

有关，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