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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2页）

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阅读他的全部著作，我们才会了解，他的意思是从数字统计的角度来看历史。

如在欧洲，为什么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商业的品格，一切都是可以用数字统计技术计算出来的，当然也是可以用统计数字的技术来管理的。

这种具有商业化的可用数字技术来统计和管理的社会，必然会创造大量的财富，生产力也就大发展了。

他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归结起来就是认为社会的统治者不要过多地用道德笼罩一切，譬如不要总是把人分成“君子小人”

之类，分成“白猫黑猫”

之类，而是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生产力的发展是要在重视数字统计和数字管理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

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了两三千年，最接近资本主义的时期，是宋代。

宋代的商业发展是空前的。

特别是宋神宗时期（1067—1085）的王安石变法，有可能改变长期维持道德统治的中国。

因为变法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

从而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足”

（王安石）。

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都是试图以可计算的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

生产大量增加，货物大流通，国家就可以从高效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就是试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管理国事。

这种办法如能成功，“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

[4]，那么，中国将进入一种数目字技术管理的时代，财富的大量积累，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同时到来，如果历史走向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被改写。

第二是用这种大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不能孤立地在某个划定的短时段来看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要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的大潮流中来看历史人物是非功过。

黄仁宇说：“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5]又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

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

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6]“大历史观”

侧重于对历史的动态观察和纵向研究，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

因为只有通过长时间、远距离和宽视界，我们才能看清社会冲突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

换言之，任何社会都有一个萌芽和新兴时期，也有一个衰落和灭亡时期，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潮流。

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社会潮流中的功过呢？这就要看他所领导的社会变革是顺应或推进历史潮流呢，解决了社会的现存冲突呢，还是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的现存冲突，甚至阻碍和阻挡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

第三是大历史观要求我们看一个小的历史人物或小历史事件，一般也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该看这小人物和小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置放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阶级压迫和剥削，而黄仁宇则关注技术理性的改进并促进商业化，这一点我们不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相混淆。

但我们又要看到，不论马克思还是黄仁宇都认为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

至于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马克思和黄仁宇都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清楚地分出社会发展的新兴期和没落期，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什么不同的角色，都要纳入这个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去考察和评价。

所以我们又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大历史观也有一致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创作或评论历史题材文学的时候，当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黄仁宇与马克思相一致的观点似乎也可以作为参考。

根据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来看一看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孙皓晖和创作“落霞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