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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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11页）

三、价值判断问题

当前，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价值判断问题。

我们的作者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及其所作所为，要么歌颂，要么批判，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三七开”

，要么“倒三七开”

。

这里就是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我很少看见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对一个人物及其行为既歌颂又批判，歌颂不吝惜力量，批判也不吝惜力量；肯定很多很多，否定也很多很多；不搞什么“三七开”

，也不搞什么“倒三七开”

，而是采取一种具有张力的独特的悖论判断。

为什么我们的作者总是要采取我上面归纳的那种价值判断呢？这里有一个怎样来看待社会发展的深层认识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得到恩格斯的呼应和解释。

恩格斯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的贫乏性时，说了如下的话：“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

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23]当然，对恩格斯这段话的解读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恶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认为这样说过分了，恩格斯说这些话是有前提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恩格斯所说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这句话是明确的，就是说，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指自有阶级对立以来的历史说的，不是泛指一切历史时期；同时，恩格斯的确承认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有时候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

我们可以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找到许多例子。

恩格斯在同一篇著作中就用近似的观点来谈到西方的中世纪。

中世纪诚然是野蛮的、充满罪恶的，但恩格斯又强调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评判中世纪，他说：“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

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

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

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24]如果我们把恩格斯这两段话联系起来思考，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的悖论：恶、贪欲、权势欲是可耻的，但恶、贪欲、权势欲又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中世纪是野蛮的、充满罪恶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中世纪扩大了欧洲的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又是促进历史进步的。

这就是一个悖论。

其实这个思想不仅属于黑格尔和恩格斯，也属于马克思。

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宣言》，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一方面承认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如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25]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了；另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又是对人的空前的压迫和剥削，人的劳动异化了，人自身也异化，它给人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他主张消灭私有制。

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悖论吗？历史学家、历史文学家都应该以此悖论来观察、研究和书写历史，对历史的发展做出合乎实际的价值判断。

我们再把问题转到中国来。

在恩格斯说了上述这些话的一百多年后，李泽厚首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随后又在《乙卯五说》（1999）中的《说历史悲剧》中提出“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

理论，用以解答、阐释当代社会现实中的问题。

李泽厚先引了庄子的“同与禽兽居”

的回归原始的理想，接着说：“历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浪漫派都喜欢美化和夸张自然（无论是生理的自然，还是生活的自然），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或解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