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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10页）

去亲睹那历史情景吗？这都完全不可能。

历史学家所记录的历史，一般也都不是亲睹亲闻的，他们根据前人的记载提供的是历史文献，就如受到后人一致看好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根据《尚书》、《春秋》、《左传》等提供的历史残迹的记录编撰而成的，司马迁不可能出现在“鸿门宴”

的现场，亲睹历史的场面，因此历史的文献相对于本真的“历史1”

而言，只是“历史2”

，其中已经渗入了历史学家的爱憎喜好，已经是一种“建构”

，不可能完全忠于历史真实。

历史题材文学作家笔下的历史，是根据部分历史文献想象的产物，艺术虚构的产物，已经是“历史3”

了，这更是作家艺术“建构”

的产物，这里有更多虚幻的东西，很难获得历史真实。

无论是孙皓晖还是二月河，他们总是宣称自己的历史小说是“正剧”

，里面写的是“历史真实”

，不客气地说，这都是欺人之谈，完全不足为信。

就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其中的想象和虚构处处可见。

不用多，只需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艺术建构太多了。

“空城计”

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大事件，可完全是作者的虚构。

只要查一下《三国志》就知道，譬如，诸葛亮一生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

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在湖北担任荆州都督，根本没有机会与诸葛亮对阵。

“空城计”

这一重要情节完全是作家想象的产物。

我们这里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题材作家的“建构”

，是指人们陈述历史或描写历史，不是（也不可能）还原历史，而是把自己的观念渗透进陈述中去，他的陈述带有他的观念的痕迹，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不可能如兰克所说的那样“忘却自我”

，他的陈述最终只是充满他自己的思想的构想而已。

决不能把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当做历史来阅读。

就是那些撰写得最好的历史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建构的结果，所达到的是艺术真实，即合情合理的艺术真实。

情和理的运动的逻辑与轨迹一旦被写出来了，这种艺术真实也就显现出来了。

对于历史与文学哪个更高？历史上是有分歧的。

古希腊罗马时期大体上可以说，文学“战胜”

了历史。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

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只是个别的事物。

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历史被认为是纯客观的真实，更具有价值；文学则是虚构，虚构只是“可能”

，不一定是真实。

所以历史比文学更具有价值。

其实，历史与文学在“历史真实”

这点上是不分轩轾的。

亚里士多德的话也有片面性，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也和作家的历史书写一样，都要达到普遍性，才会有价值有意义。

历史没有战胜文学，文学也没有战胜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