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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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9页）

部分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的想象”

和“历史的建构”

的观点。

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常识性的理论认为，“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和权威”

[18]。

即某个权威（例如司马迁）知道一段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他记住了这些人物与事件，然后用别人能理解的词句来陈述他的回忆，这就是历史书写（例如《史记》）。

柯林武德不同意这种“权威加回忆”

的观点。

他认为，相信这种常识性的理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有时候他确实是在使用所有这三种方法来窜改他在他的权威那里所找到的东西的。

他从其中挑选出来他认为是重要的，而抹掉其余的；他在其中插入了一些他们确实是没有明确说过的东西；他由于抛弃或者修订他认为是出自讹传或谎言的东西而批评了它们”

[19]。

这种“挑选”

、“插入”

和“抛弃”

，历史学家认为是他们的“权力”

，可这与“权威加回忆”

的常识性的理论是不一致的，自相矛盾的。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贯穿他工作过程中的，一直都是选择、构造和批评；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护他的思想在一个科学的可靠进程的基础上。”

[20]他把这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

。

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并不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

[21]。

这样，历史学家为了获得历史真实，就只能走向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建构了。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想象和建构呢？柯林武德给我们举了例子：“如果我们眺望大海，看见一艘船，五分钟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当我们不曾眺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经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

这已经是历史思维的一个例子了；而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这些连续的时间里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时，我们就发现自己不得不想象凯撒曾经从罗马旅行到高卢；——这情形并无不同。”

[22]当然，历史学家的想象和建构也不是随意的编造，因为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有本身的内在必然性在起作用。

就是说，秦始皇有秦始皇的内在必然性，凯撒有凯撒的内在必然性。

这就是历史的想象和建构了。

实际上，当我们介绍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上述观点时，我们的介绍已经从19世纪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转到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的历史真实观。

因为前者注重的是事实，而排除人的思想，后者则认为事实并不可靠，要用人的思想来想象与建构，或者说历史真实不仅包括史料，还包括人对史料的认识。

从上面对历史真实观的初步扼要的梳理中，我们已经感觉历史真实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要用“建构”

的观点来看是比较合理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历史真实是指原初的本真的历史，即历史的鲜活的现场。

谁也不可能返回到历史现场去窥见历史真实。

孙皓晖能够返回到秦始皇那个时代去亲睹战国群雄对峙的历史场景吗？二月河能够返回到“康雍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