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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7页）

中说：“顾宁人先生长于世族。

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

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时录奏报，手自抄节。

经世要务，一一讲求。

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

然忧天闵人之志，未尝少衰。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足迹半天下。

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长。

精力绝人。

无他嗜好。

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

出必载书数簏自随。

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

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

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然后止。”

[13]乾嘉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很广泛，史学、经义、吏治、财赋、天文、地理、艺文、语言、音韵，等等，无所不包，但方法都是考据，即所谓“援古证今”

、“披寻搜讨”

，无征不信，揭示源流。

做到“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

务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这个学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系统地考证了二十二部正史正文以及注释的史料、文字、训诂，订正了许多讹误，而大受推崇。

乾嘉学派的主张与兰克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样，这种“无征不信”

、“恢复历史原貌”

的历史真实观，就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等都受其影响。

如1943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中说：“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勾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即兰克——引者）、莫母森之著史立点。”

[14]一直到现在，这一治史观念仍然因深入人心而在史学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当中国人在20世纪仍然迷恋乾嘉学派和兰克的时候，西方20世纪的历史真实观则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可能是因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越到后来所产生的和积累的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没有按照先前历史学家的预言发展，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不能不怀着**和不安，觉得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甚至是欺骗人的地方，于是开始重新打量19世纪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

在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即转变为人文主义的历史真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