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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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02（第2页）

老百姓生活悲惨可以想见。

农民起义四处蜂拥而起，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31]这是为“私”

还是为“公”

？这个答案是明显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私天下”

的，这是基本的常识，是一个历史文学家起码要有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流行的以中国历代帝王将相为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都没有意识到伴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无价值原则的鼓吹，从秦始皇，中经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一直到对处于传统社会末世的康熙、雍正和乾隆。

历史被简单化了，历史人物被偶像化了。

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真正经得起价值的检验的。

这是令人遗憾的。

四、与现实对话问题

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要与现实对话。

历史总是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中。

人们不是为了解过去而了解历史。

人们尝试着了解过去是为了更清楚地观察现在和预知未来。

反过来说，我们真要了解过去又往往要从现在出发，用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和认识去建构过去的历史。

换言之，历史与现在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过去有过去的生活，现在有现在的生活。

这两种生活可能是异质的，但它们又可能会有相同的结构。

即所谓“异质同构”

。

马克思认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方式彼此联系着。”

[32]就是说，发展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而高级阶段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低级阶段发生过，尽管性质可能是不同的。

低级阶段往往处于过去，高级阶段往往处于现在，人们可以从过去汲取教训就是自然的事情。

这也说明过去与现在是彼此联系着的，不是完全隔绝的。

因此，过去与现在的双向对话，就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目标。

不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历史文学家都是如此。

“过去”

作为“现在”

的对话者是重要的。

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形，现在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过去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过，那么，我们何不从过去演出过的故事中，寻找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历史智慧作为参考呢？这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

。

在古代中国，“以史为鉴”

的意识似乎在孔子修《春秋》时就已萌芽。

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他为何要书写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历史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做了这样的描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