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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02（第3页）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写《春秋》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

，就是文辞虽简约，所包含的意义却很广博，因为它“据鲁，亲周，故殷”

，意思是根据鲁国为中心，遵从周天子，以殷的旧事为借鉴。

这里的“故”

，是指旧事，引申为轨鉴。

这就是有以殷代的历史为鉴之意。

“贱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这里说的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破楚师于城濮，然后在践土这个地方（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诸侯会盟，也邀请周天子参加。

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为训”

（《左传》），所以在《春秋》中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

（即天子离践土不远的地方狩猎）。

孔子这样曲写是为了明君臣之道。

所谓“以绳当世”

，就是以周礼的一套作为标准来写作。

所谓“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即希望以后当王的人要把《春秋》包含的意义都张扬开来，以为警惕和提醒。

所以孔子修《春秋》，是有“以史为鉴”

的意思的。

司马迁写《史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这意思就是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然后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写《史记》，其中所含的“以史为鉴”

的意义就更自觉了。

唐代的唐太宗更明确说出了：“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33]一个帝王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这句话是唐太宗在魏徵这个敢于进谏的良臣死后说的。

魏徵一生与唐太宗共事二十年，魏徵总是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告诫唐太宗，唐太宗又总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听取和接受魏徵的正确意见，这才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成为可能。

宋代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书，也是为宋朝的统治者写的，其“以史为鉴”

的思想就更自觉了，他说：“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载在方册。”

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

[34]这说明了历史的智慧总会给现在以启迪。

外国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也强调“以史为鉴”

，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但法国现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用过去解释现在”

，并说：“如果人们要理解现在，那么就应该调动全部历史的积极性。”

[35]所谓“调动历史的积极性”

，也就是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让历史参与到现实的改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