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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2页）

正因如此，他们的历史小说自然要突破历史和史著的约束，而大大增强虚构与演义的成分。

“为报纸撰写小说的作家是在各种题材中选择了‘历史’作为创作对象，他们是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中包含有历史小说，他们是为写小说而写历史小说，而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小说。”

[1]这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作家们不再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小说”

，而是“为写小说而写历史小说”

，这意味着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不再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历史，而是以历史为素材达到审美的目的，从而确立了“审美”

相对于“历史”

的独立地位。

这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这一历史转型当然与梁启超等人积极倡导的“新小说”

运动密不可分。

作为政坛风云人物的梁启超，在其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苦痛之中，转而求助于小说等文艺形式，以完成“社会改良”

的夙愿，这显然具有一相情愿的空想成分和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

但他的主张与倡导，却在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

梁启超不仅明确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的口号，而且从国家再造、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这样评价小说的社会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欲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欲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欲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欲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欲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2]正因如此，小说能否革新，就成了事关国家民族兴亡之头等要事。

此种以小说“新民”

的主张，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五四文化先驱鲁迅等人的以文艺“改造国民性”

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了新文学的主流。

不过令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梁启超在这段文字中，使用的“新”

字之繁之密，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可谓晚清时期人们渴望变革、求新求异之时代风潮的某种隐喻。

在梁启超看来，经过彻底“洗心革面”

之后的“新小说”

，自然会成为未来新中国的新生力量，将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绝不再是古人心中无足轻重的“小道”

与“雕虫小技”

，如孔子所说的“致远恐泥”

，[3]而是蕴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文学形式。

凭借梁氏一呼百应的“社会领袖”

身份，当时社会各界对小说的普遍推崇，一时竟也蔚然成风。

借着“新小说”

的东风，历史小说自然也不能仅仅被视为“史余”

“史补”

等历史的附庸了。

“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