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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11页）

运动，也就与古代社会的“王朝更替”

，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根据王家康的统计，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晚明史剧”

。

代表性作品有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蒋旗的《陈圆圆》等；第二类是“战国史剧”

。

包括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以及顾一樵的《荆轲》《西施》等作品；第三类则是“农民战争历史剧”

。

这一类包括的作品最多。

单以太平天国历史剧为例，就有陈白尘、阳翰生、欧阳予倩、阿英等作家创作的大量作品。

其他表现秦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剧作则更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农民战争之所以成为现代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所在，不仅是因为它与民族主义话语的交织（不少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原本就可解释为驱逐异族统治、“光复中华”

的现代性内涵），更主要的是可以影射国共两党的纷争。

因此，以太平天国为表现题材的历史剧作，又往往将叙事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内讧与天京事变上，以警示大敌当前加强民族团结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政策。

这可谓是“古为今用”

原则的典型体现。

但是，“古为今用”

的过分运用乃至滥用，也在现代历史剧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尤其是剧作中过多的象征、影射、比附与类比手法，将今人之事强加到历史人物身上，让古人完全变成当今时代精神的“历史传声筒”

，甚至让古人替今人直接进行道德说教，不能不说犯了文学创作的大忌。

尽管从数量上看，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最为繁兴，但其中真正称得上艺术精品、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剧作，除了郭沫若的《屈原》等少数作品之外，很难寻到。

大多数都只是一些“应急”

与“应命”

之作，不仅在艺术上表现得草率与低劣，也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与常识。

以某一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改造历史，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并与数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共识发生断裂，可谓是现代历史文学的最大教训。

从根本上讲，现代中国过于剧烈的社会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整个中国现代史，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多灾多难的“乱世”

，而且还是数千年来未曾遭遇过的天崩地裂般的特殊时代。

民族、国家的危机与激烈的社会革命，成为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强音”

。

而这两大时代强音又都不得不诉诸极端性的暴力与战争手段，都需要全民动员的特殊应急体制。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让位给社会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个“中心”

任务。

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历史的基本认知。

不幸的是，现代历史剧就成为其中最为直接的牺牲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