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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10页）

的观点，重新阐释古代历史的主导理论是一致的。

以话剧这一“崭新”

又“现代”

的文艺形式，来表现中国的古老历史，就有一个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磨合问题。

也就是说，“传统的历史题材能否负荷异质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传统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遭到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

[16]这应该是每一位现代史剧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而快捷、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古老的历史题材中发掘出符合现代（包括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新意”

。

因此，五四之后最早出现的历史剧作，不论是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还是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等，都集中到了个性解放和女性主义主题上，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

的主流思潮相呼应。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带来了包括历史剧在内的现代话剧创作的空前繁荣。

历史剧作家们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的“国家兴亡”

和抵抗异族“入主中原”

一类叙事。

当代学者范志忠将这一创作题材的转向，解释为“从个人本位向民族本位的转换”

，并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剧以个性主义揭开了反叛传统的、非个性的宗法神话的帷幕，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制造出现代的、超个性的民族新神话。”

[17]另一名学者王家康则从“文化抵抗”

的角度解释了抗战史剧的繁兴，“文化抵抗是现代民族战争时，被征服一方的民族在军事抵抗以外，在文化的领域内进行的反抗征服者文化的抵抗。

……抗战是一种民族间的战争，这样，被称为是在文化疆域收复国家文化空间的文化抵抗就很自然的发生了。”

[18]

其实，不论是知识分子“民族本位”

的文化立场，还是“文化抵抗”

的斗争策略，都可谓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文化传统。

且不说“民族本位”

原本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抵抗”

也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并且大多取得了成功，导致清朝等“征服者”

反被彻底征服，并实现了民族和解。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民族意识、民族本位观念虽然自古就有，但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

，却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形成的，它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充满“现代性”

的思想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观念，最初发端于鸦片战争后的亡国危机。

历经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的社会改良与文化革新运动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与成熟。

这绝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

它证明了另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越是一个民族受到压迫的时期，就越是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年代。

当然，在这种崭新的充满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中，针对日本侵略者而进行的“文化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