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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9页）

精神，则表现为一种对尘世的留恋与热爱，而其末流却可能陷入到一种放纵本能的低级趣味之中。

这一点在包括近现代通俗历史演义在内的古今通俗小说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琴棋书画等文人式的“雅趣”

，但在小说领域中表现出的却更多的是低级的“俗趣”

，这恐怕与自古以来的“小说卖浆者之流”

，登不得“大雅之堂”

的观点有关吧。

应当承认，《死水微澜》是和这种“俗趣”

不可分割的。

但可贵的是，作家以一种惊人的才华和高雅的品位，剔除了其中低级下流的成分。

因此，作家运用了纯粹洁净的语言来表现男女主人公酣畅淋漓的生命形态，丝毫不给人以粗俗、低级之感。

读者在读这样的作品时，犹如欣赏西方名画中的**画像，获得的只是审美的愉悦和灵魂的提升。

将传统文学与乡野民间的“俗趣”

，提升到高贵典雅的艺术形态，李劼人的成功，无疑给我们以丰富的启示。

而作为将雅俗融汇到一种出神入化境界的经典杰作，《死水微澜》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蕴，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四）现代历史剧的“新旧雅俗”

与“古为今用”

若依据“新旧雅俗”

之视角，对现代历史剧做一整体观照的话，则会发现另一番图景。

五四文学革命后不久的文艺界，曾一度认为“新”

与“旧”

是势不两立、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

“新剧”

（话剧）之“新”

不仅体现在其艺术形式和思想主题上，更直接表现于各自的取材和题材上。

所以当郭沫若等人以现代话剧演述古代历史时，在当时颇招致一些新派激进人士的非议，甚至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历史剧“颇有复古运动之倾向”

，并认为“既曰创作，不当再于古纸堆中讨生活”

。

[14]以至于郭沫若不得不反复申明，他创作历史剧只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吹嘘些生命进去”

，是绝不可与复古派同日而语的。

针对这样的指责，郭沫若还做出了颇为情绪化的回应：“他们如说我做的古事剧不好，他们能够指出我的不好处来，那还可以佩服。

如说我做了古事剧便不好，那譬如一只盲犬在深夜里狂吠，我只好替他可怜了。”

[15]言辞如此激烈，却也可以从侧面折射出，郭沫若对自己的历史剧有可能被批评为与“现代性”

剥离所产生的焦虑是何其严重了。

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将文学的“新”

之特质，当作了现代文学合法性最根本的要素。

而郭沫若为其历史剧的辩护理由，则是他反复强调的、要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历史题材之中，这与当时史学界以“现代”

“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