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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6页）

类小说，更是专以揭帝王宫廷中的黑幕为能事。

他笔下的唐、明、清各代皇帝，无一不骄奢**逸、反复无常，有的甚至还不如那些丧失人伦、坑蒙拐骗的地痞流氓等“人渣”

。

更可贵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皇帝意识也有着颇为清醒的省察。

在《唐宫二十朝演义·自序》中，许啸天愤慨而忧虑地指出：“现在虽说没有皇帝的名称了，但那一切军阀的行为，贵族的气焰，资本家的臭架子，也未始非这一点天皇神圣暗示的缩小！”

证之以许氏之后的中国历史，可知此言不虚。

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在对宫廷“艳史”

与“秽史”

的过分渲染中，冲淡了富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精神。

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这些作品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只在‘前言’‘后记’或‘开头’‘结尾’中偶尔‘露峥嵘’，其‘劝善惩恶’的效应是极其有限的”

，[7]这其实也是“三言”

“二拍”

等古代通俗小说的“通病”

。

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学产物，近现代通俗历史演义融合了新旧文学的各种思想艺术风貌，显示出以庞杂、低俗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形态，但其社会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五四作家们的短篇历史小说。

直到今天，我们在众多以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中，在长盛不衰、越播越红火的“皇帝戏”

“清宫戏”

等影视剧作中，都可窥见通俗历史演义的影子。

可见这些20世纪才出现的新型艺术形式，承载的却是中国最古老、最通俗的传统文艺因子。

（三）新文学历史小说的“现代”

追求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应是鲁迅于1922年发表的《补天》（原名为《不周山》）。

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会发现“《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并表明中国历史小说艺术发生的根本变革，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

。

[8]鲁迅后来又创作了《奔月》《铸剑》《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等作品，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历史小说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历史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小说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中国现代小说基本形式的确立；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的历史观念的产生；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怀及其相应的历史知识。”

[9]鲁迅的历史小说正是在这三个条件之上产生的。

它们所表现的，是作家对数千年封建历史的整体观照与反思，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哲理性概括与广义象征。

鲁迅的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取材于历史记载和确凿的历史事实，但它们在整体上表现了一种比古人的历史记载更全面、更接近历史的本质的真实的现代性历史观。

例如在《补天》中，作家通过女娲补天的古老神话传说，形象地提出并回答了“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缔造者？谁是中国文化的创始人”

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而戳穿了数千年以来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历史家宣扬的“帝王史观”

。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历史小说刚一问世，就站到了历史文学的“现代”

制高点上。

鲁迅历史小说的艺术形式，还具有了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与20世纪西方文学、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形成一种彼此照应乃至同构的关系。

除鲁迅之外，郭沫若、郁达夫、茅盾、许钦文、王独清、王统照、苏雪林、孟超、施蛰存、郑振铎、何其芳、张天翼、谭正璧、廖沫沙、李拓之、刘圣旦等人，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短篇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