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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雅俗视野中的现代历史文学（第7页）

而从“文学史”

的角度来看，现代短篇历史小说在新文学的三个十年中，发展是不平衡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是现代历史小说的发生期，第二个十年（1927—1937）则是现代短篇历史小说当之无愧的繁荣期。

[10]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前期，不仅鲁迅、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达到了艺术的巅峰，更有大量的新人加入到这一创作群体中。

而且在表现题材和创作手法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倾向。

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是炮火纷飞的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时期。

与现代历史剧的繁兴与喧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只有谭正璧、冯至、聂绀弩等少数作家从事着历史小说创作，整个现代历史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式微趋势。

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现代历史小说显然不如历史剧那样贴近社会政治，能够以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直接为抗战服务。

但这又从另一方面折射出现代历史小说，尤其是短篇历史小说的“雅化”

特征。

它们更多的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对历史进行个人化哲思的艺术结晶。

正因如此，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艺术探索与创新追求以及对中国古老历史进行现代性反思的思想深度，都丝毫不亚于现代历史剧。

它们更多地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个人化体验与反思，无论是鲁迅那样整体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还是郭沫若的“翻案”

作品对传统经典历史叙事的解构与重构以及郁达夫式的借古人之“酒杯”

，浇自己之块垒，借历史故事抒发现实的感慨，无不体现出知识分子高度自由的、充满个性特征的人生体验与历史反思。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兼具诗人与史学家双重身份的他，凭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既创作历史剧又写作历史小说，在二三十年代先后创作了《漆园吏游历》《柱下史入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齐勇士比武》等一系列小说。

与其在历史剧创作中对民族精神的深入挖掘与弘扬不同，郭沫若在他的短篇历史小说中，基本上是以“平视”

的目光展示着那些古代圣人、伟人乃至杰出文人们的生活际遇，揭示了他们无异于凡人的内心世界，甚至以不无嘲弄的笔触，撩开了孔子、孟子等“圣人”

们的神秘面纱。

这既与前文提及的“历史进步主义”

观念不无关系，也反映出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与历史剧的明显区别：它们更为突出地彰显了郭沫若“张狂”

地“斜睨”

古人的浪漫个性。

王富仁先生曾将现代短篇历史小说划分为农民起义题材、爱国主义题材、政治斗争题材等类型。

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的繁兴，除了社会进步论历史观的直接作用以外，还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当时中国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而爱国主义题材成为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大热门，既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延续，更与晚清以来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直接相关，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特殊年代，抗敌御侮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

这使得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作家们的所有创作，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层爱国主义的情感色彩。

例如冯至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伍子胥》，从题材上看虽然可划归为“政治斗争”

一列，但作家通过塑造坚忍不屈、顽强抗争的伍子胥形象，表现的却是对民族苦难的深沉思索。

可见政治斗争题材类历史小说，与爱国主义题材作品有时是重合的。

而将“爱国”

“卖国”

这两条路线的争斗与当时的国、共两党之争结合起来，是将这两类题材相结合的主要途径。

这一点在历史剧创作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

相对于短篇历史小说的“雅化”

与“创新”

品格，涌现于现代文坛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和李劼人的“大河小说”

三部曲，却体现出一种新旧杂糅、雅俗共赏的特征。

尤其是李劼人的“大河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