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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历史小说中的解释与讽喻（第4页）

也好，这些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都是有先前存在的文本，然后依托旧有文本的人物来讲述新故事。

严格来讲，这类小说很难说是重写型小说，更不是历史小说，但却能够对后二者有很大的启发。

拟旧小说在小说文体、主旨两个层面上颇有突破之势，显示了小说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观念的转变使得历史小说、拟旧小说的创作都被压抑下来，直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末梢，1926年，郁达夫发表《历史小说论》才开始呼唤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国自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七八年间创作已经产生了不少了。

而这许多创作中间，尤以小说为最多，自传式的小说，忏悔小说，心理小说，传奇小说，现在生活的小说，大抵都有人做过，而历史小说，在新小说里，在我的浅陋的认识范围以内，却是寥寥无几。”

在这篇文章里，郁达夫限定了历史小说的范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

这里，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定义除了指明题材，还对题材有所限制：小说要描绘“著名的”

事件和人物，背景也必须是“历史的”

。

郁达夫还在文中将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找到了题材，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内容，灌注到古代人身上去”

，另一类是“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暗示，若把这题材率直的写出来，反觉实感不深，有种种不便的时候，就把这中心思想，藏在心头，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相像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达出这一个实感，同时又可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的方法”

。

[5]关于前者郁达夫举的例子是郭沫若的《聂瑩》（《聂瑩》是历史剧而不是小说，郁达夫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创作方法）和英国司科特的小说，对于后者郁达夫则举了郭沫若的《鹓雏》为例。

从郁达夫的举例来看，前一种历史小说是以现代人的思想尽量去理解历史事件，而后一种则是通过历史事件与人物来反映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两者的指归不同。

从郁达夫自己创作的小说来看，应该说《采石矶》属于后者，而《碧浪湖的秋夜》则倾向于前者。

（二）“解释”

与“讽喻”

问题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历史小说创作的逐步增多，作家在创作中不断回应着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两种看法。

这中间以郭沫若《豕蹄》的序言论述得最为清晰。

郭沫若径直将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分为两种：“史料的解释”

和“对于现世的讽喻”

，正好对应了郁达夫所说的两种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

从“解释”

与“讽喻”

的两个角度谈历史小说，这种观念在现代作家那里是英雄所见略同。

茅盾在为宋云彬的小说集《玄武门之变》所作的序言中也提到创作“历史题材作品”

的方式，既可以“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古事”

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

，也可以“思忠于事实”

，“爬罗剔抉，显幽阐微”

。

同时给《玄武门之变》作序的郑振铎也说，“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

。

其实，茅盾的“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古事”

“显幽阐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