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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历史小说中的解释与讽喻（第5页）

也好，郑振铎的“解释”

也好，和郭沫若的“解释”

是一回事；茅盾的“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

和郑振铎的“揭发”

则更像是郭沫若的“讽喻”

。

茅盾和郑振铎的序言中还不约而同地指出宋云彬的创作有着“还古人古事一个本来面目”

的特点。

还原真面目，这一点主要还是侧重于“解释”

古事一方面。

随着创作的进展，对历史小说的批评、探讨的文字也逐渐增加。

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将茅盾《大泽乡》等小说视为“旧瓶装新酒”

的作品，强调“把历史和传说的人物赋予一种现代的新的意识”

。

[6]这里“赋予现代意识”

也就是“重新解释”

的意思。

张香山谈到历史题材的作品时，也倾向于这个观点：“我们怀着好意，对于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作者，愿他以利用题材，用新的进步的世界观，重估过去的历史”

。

[7]

阿英在总结1934年文坛的创作倾向时，曾专门谈到“历史小说的新倾向”

，特别指出郑振铎的《桂公塘》等小说是“最能表现出智识阶级在这一个时代的正义感的”

。

[8]“表现正义感”

，就更侧重对现实的讽喻一面。

许钦文对历史题材作品的看法也更接近“讽喻”

说，而且他还注意到了读者效应层面：

历史作品，对于事迹，无非利用；就是藉着事迹的叙述，“暗示”

出一种“作意”

来，目的是在“弦外之音”

的。

……

创作作品，为什么要到历史上去剪取题材呢？这是因为，文学非“具象化”

不可；有了感想，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必须拿个“故事”

来寄托，才可以具体的表现起来。

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中找不到相当的事实，为着“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