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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2页）

。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历史学家记载的往往是上层政治势力的斗争、帝王英雄的家谱，梁启超称之为“相斫书”

：“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5]

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式。

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马君武，1903年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6]当然，史学界真正开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是李大钊。

1919年至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界影响日益增大，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就认为，从北伐成功的1928年开始到成书的1934年、1935年间，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唯物辩证论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决定性特征：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为主要思潮，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

[7]

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重点并不在“阶级斗争”

这一观念上。

1926年，瞿秋白有着这样的论断：“在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1925年之后他们都谈论阶级。”

[8]当然，阶级斗争一说早就存在。

1908年，刘师培等创办的《天义报》上就有了阶级斗争的提法，该报第16到第19卷合刊刊登了《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在序言中提道，“自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按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

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年到1926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这些既是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劳工运动中的成绩，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表征。

到1927年“四一二”

事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认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念。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争夺政权），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

。

[9]不管省港工人大罢工以及“四一二”

事变的发生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是怎样的互为因果，对于阶级斗争从1925年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来说，论者有着基本认同。

就中国现代学术而言，1927年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

陈平原把1927年视为一个界线：“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建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

。

[1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史论战”

作为一种学术争论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其背后隐藏的正是知识分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术探讨来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用心。

其中，阶级的划分、生产力水平的确定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为社会史论战的核心方法论问题。

1928年郭沫若以杜顽庶的笔名在《思想》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一文，这是他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数篇论文中的第一篇。

在这篇文章中，生产力和阶级问题是其关键问题。

文章中论述了奴隶制的形成与衰落，封建制的形成，还特别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平民暴动：周厉王十二年，这位暴戾的君王被庶民赶下了王位。

郭沫若认为，这次暴动不亚于法国的巴黎暴动和苏俄的十月革命。

后来，廖沫沙的《厉王监谤记》（1941）和陆冲岚的《放逐》（1947）就是重写的这段周厉王故事。

郭沫若写《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之前，同年1月就创作了诗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