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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11页）

，指的是基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古代农民起义的批判性认识。

这样看来，除了重新解释时过于轻视前文本而造成重写的根基不稳之外，重写史乘的小说中的裂隙，还可能基于小说家创作时想“解释”

与“讽喻”

两者兼得而产生的矛盾。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有了新的学术眼光，面对史书文本就有了重新解释的欲望；与此同时，他还想通过重写前文本达到讽喻现实的目的。

就“解释”

的层面而言，古代农民起义是要被检讨的；就“讽喻”

层面而言，古代农民起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就可以明白，正是为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

农民起义，陈胜被征发之前的故事就要大书特书；正是为了“讽喻”

现实的目的，所有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小说都没有提及陈胜的死以及被汉高祖祭祀的后事。

解释和讽喻并非不可兼得，但是现代重写史乘的小说往往由于不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而造成作品水准大打折扣。

（四）破“迷信”

与除“禁忌”

：鸠摩罗什的心理分析

在小说中运用新的史观来解释历史，这是小说重写史乘前文本的一种方法，心理分析手法则是另一种运用较多的重写方法。

当我们检索重写型小说时，可以发现很多作家用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鲁迅《不周山》（《补天》）和郭沫若《孟夫子出妻》中可以见到弗氏的影响，施蛰存、沈祖棻、李拓之等人的重写尤其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

应用心理分析的重写文本，其前文本多为史乘，比如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将军底头》，沈祖棻的《马嵬驿》《茂陵的雨夜》，李拓之的《惜死》《佯狂》，等等。

相应地，应用心理分析的现代小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重写文本，其中又以重写史乘的小说为多。

那么，为什么作家们在重写史乘时纷纷青睐心理分析手法呢？

中国学界接受弗洛伊德理论的进程，差不多与世界同步。

随着弗洛伊德学说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不少翻译、介绍心理分析的文章和书籍。

《心理》《教育杂志》《教育新潮》等心理学、教育学杂志开始刊登介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文章，《东方杂志》《民铎》等综合性刊物也开始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论文。

另外，高觉敷等人翻译了不少关于心理分析的书籍，而张东荪、朱光潜等人则出版专著介绍新兴的精神分析学说。

在国外，弗洛伊德学说从心理学界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其实弗洛伊德自己就常通过分析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来展现其心理分析学说的效力。

在中国文学界，作家们也很敏锐地注意到心理分析强大的解释力。

前文说郭沫若曾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西厢记》，而他在《创造十年续篇》中也明确提到自己对心理分析理论的熟悉与运用。

鲁迅也自述《不周山》（《补天》）是自己有意运用弗洛伊德理论的小说。

此外，鲁迅表彰过的许杰也极为服膺弗洛伊德主义：

许杰的自述很能代表当时一部分中国作家对待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

弗洛伊德学说在20世纪初大行其道，其观念颠覆了人类对理性的信仰，而将非理性的东西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在康德具有启蒙色彩的理性哲学之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就开始特别关注人类的欲望，生命哲学逐渐崭露头角。

可以说，弗洛伊德是在叔本华、尼采的基础上前行的，他同样逼视人类欲望，特别将人的性欲望和性冲动当作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并进一步提出其泛性论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学说强调人的本能的强大力量，重视无意识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些革命性的见解强有力地吸引着刚刚从专制体制与传统封闭的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现代作家对弗洛伊德的亲近因而也具有反叛与革新的意味。

这一点，从张君劢为张东荪《精神分析学ABC》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可见一斑：

精神分析学之贡献，亦曰此不自觉的我之春光之漏泄而已。

有疾病之治疗为佐证；其理论之成立，悉遵理学之方法；乃独以非科学或神秘性排之，毋亦以“不自觉”

之承认，动摇全宇宙之理性的了解乎？自我观之，合自觉与非自觉而一之，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