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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10页）

[18]。

如果大泽乡起义中那些被征的戍卒未必贫弱，那么，现代以阶级史观为基础的陈胜起义的重写就存在着被质疑的内在危机。

再以茅盾的《大泽乡》为例。

作者晚年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成功，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曾有写长篇的计划，陈胜吴广起义是开场白，接着还要写楚汉争霸直到汉帝国的建立，结果只写了这个短篇。

同一时期茅盾还创作了《豹子头林冲》《石碣》。

《豹子头林冲》描写林冲初上梁山、被王伦逼迫交“投名状”

的一段故事，小说中林冲被重写为“农家子”

，视朝廷为“吮咂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认王伦之类的“秀才”

为“农民的对头”

。

《石碣》则描写萧让奉吴用之命而来，交代金大坚偷刻“石碣”

，两人在对谈中透露出，“我们水泊里最厉害的家伙还是各人的私情”

（亦即“各人的出身”

），“事到临头，借此安身”

的和“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

的两伙人“心思不一样”

。

茅盾后来坦言，“那时的我，思想上虽有变化，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进步的世界观虽然提供给他一个分析并提炼社会现实的基础，却还不能使他立即有比较成熟的题材以供形象描写。

这便是当时我只能取材于历史或传说的缘故。”

[19]他自己对这些小说评价并不高：“这次尝试，总的说来不很成功，尤以《大泽乡》为最。”

[20]如果不谈小说的成败，仅从小说的主旨与创作方法来看，《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三篇小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有人指出，茅盾创作这三篇小说，“受到错误的机械论创作方法的影响，重在理性分析综合，而不是建立在大量感性材料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描写，便使作品产生了明显的概念化毛病”

[21]。

这样的批评和茅盾对自己小说的评价较为相符，过度的“理性分析”

确实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

不过，注重理性分析是茅盾小说的特点，这种创作方式和创作成功与否并无直接联系，很显然，以上的批评是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要求重写型小说的。

而《大泽乡》等小说的问题在于，作者太轻视前文本，完全按照自己“进步的世界观”

随意改写，使得小说缺乏“重写”

性，失去了与前文本的有机联系，小说变得主观、僵硬、不真实。

王富仁在谈到现代文学中重写农民起义题材的小说时，对于以上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掘。

他认为，古代农民起义不是一种完美的革命形式，而是一种盲目的报复力量，是对统治者的惩罚，因而起义者都打着“替天行道”

的旗号，但是，现代的小说家却要赋予农民起义以“现实革命的希望”

的象征意味。

于是，小说家的创作要求和基本的历史认识之间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创作目的使他们不能完全自由地对待这一题材，他们使用的题材也使他们无法自由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意图”

[22]。

这里，现代小说家的“创作目的”

，指的是为了实现对现实革命的象征，小说家要赋予古代农民起义全部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小说家“基本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