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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9页）

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现，摧毁了对英雄无条件的顺从。

这种女性独立意识是另一种反对男权式英雄史观的新观念，重写时这种新观念的灌注逆转了传统的霸王别姬故事。

（三）观念性与文本的裂隙

类似陈白尘《虞姬》这样的重写，引发了一些评论家的不满。

张香山就认为，如此重新塑造的主人公，“已经给灌足了作者的思想了，整个地成了作家所企图的人物，一点不像原来的人物”

，陈白尘描绘的虞姬甚至“成了个完全相反的人物了”

[15]。

的确，作家的重写作品既显示了新的认知模式——比如阶级斗争观念，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对立——带来的具有冲击力的全新观念，不过，这样的重写也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陈白尘这样将项羽变成魔王、让虞姬爱上卫兵的重写，使得作品题材与主题“格格不相入”

[16]，陈白尘想要重新解释垓下之围，可是他对前文本的随意更改反而削弱了对项羽兵败的重新“解释”

的企图。

《虞姬》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却并不少见。

对比郭沫若和孟超对项羽的重写，前者就胜后者一筹。

《楚霸王自杀》中，项羽保持了前文本中勇猛、刚烈的性格，最后战死的描写也充满了悲壮色彩，小说虽然通过亭长之口对项羽有诸多批判，但是重写的项羽形象并没有背离前文本《史记·项羽本纪》中霸王形象的基本特征，因而这个重塑的形象也就能够成立。

《垓下》中，项羽被赋予了凡人的软弱性格，小说想由此改变项羽的英雄形象，描写由于个人英雄主义使他不得不一步步走向末路，但是软弱之于项羽在前文本中丝毫看不到，这样的重写就缺乏说服力。

新的史观能够带来新的解释，但是急迫的、不顾前文本而一意求新的解释冲动，也会戕害重写型小说。

新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引进，旧的英雄史观的扬弃，甚至女性视角的加入等等，这些观念性问题都决定着重写史乘的小说之面貌。

在史乘的重写中，新的史观（而不是新的史学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当时作家、评论家的发言来看，他们津津乐道的也是新观念的使用、新意义的生成。

进一步考察新史观在重写史乘的小说中的表现形式，我们将会发现，与这种观念性相关，小说和前文本之间、小说文本内部也往往存在着各种裂隙。

裂隙的产生正来自重新解释的冲动。

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史观鲜明地体现在现代重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中。

以《史记·陈涉世家》为前文本的几篇小说，就都基于这样一种与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式。

孟超、茅盾、宋云彬、廖沫沙都重写大泽乡起义，作为观念“左”

倾的作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运用了“先进的历史观”

，比如他们都很重视前文本中陈涉“闾左”

的身份，并在重写时加以强调。

但是，究竟“闾左”

是什么？是农民？奴隶？还是农奴，或者雇工？在不同的小说中就有不同的说法。

当然，在不同的重写中，尽管对“闾左”

的解释不同，但是都认为这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往往称大泽乡起义者为“闾左贫民”

。

可是，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能够证明陈涉阶级属性的“闾左”

一词，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只在《史记》中出现过这么一次。

“闾左”

一词的确切涵义在史学界至今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陈涉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

[17]，有学者认为“闾左相当于第五级爵大夫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