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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迷信,初民之禁忌,与夫政治上之上行下效,溯之于不自觉的我,而求其明了之解释,其最适矣。
[24]
张君劢所说的“不自觉”
,后来翻译为“潜意识”
或“无意识”
。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张君劢认为弗氏学说最适于解释“宗教之迷信,初民之禁忌,与夫政治上之上行下效”
。
与此相应地,作家在重写中运用弗氏学说,恰好可以颠覆宗教的迷信上、习俗上的禁忌以及体制上的专制:沈祖棻《马嵬驿》就将杨贵妃爱的本能描绘成可以使她忘却生死、从容赴难的高贵人性。
于是,社会习俗在她面前失去了影响力,贪生怕死、难抛功利的唐明皇在她光辉的映衬下黯然失色。
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则将史乘中得道的高僧描绘成不能忘情、为情欲所苦的尴尬人,将人的性欲本能描绘成佛教的禁欲主义无法压制的自然力量。
在诸多现代作家当中,施蛰存的名字是与心理分析手法紧密相连的。
1932年,施蛰存将四篇重写型小说结集出版,小说集的题目《将军底头》取自集中同题小说。
1932年9月《现代》第1卷第5期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书评,这样评价这部小说集:“这一本集子里包含的四篇作品……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
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
书评指出《鸠摩罗什》写“心理错综”
,《石秀》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
,“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
。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将军底头》《石秀》等刚刚发表的时候,批评者就指出了施蛰存小说中的心理分析,认为《将军底头》的特色是“偏重在心理分析”
。
[25]后来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一文中,施蛰存承认这些创作运用了弗氏的理论:“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
[26]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派别》将弗洛伊德学说作为“变态心理学”
的最重要内容,确实,弗氏的心理分析在解释非常态精神状况时最为犀利。
将心理分析用之于重新打量史乘、神话中那些戏剧性、特异性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往往会有新鲜而若合符节的发现。
以《鸠摩罗什》而言,小说的成功首先就得益于作家选择了很有吸引力的前文本来重写。
小说的主人公鸠摩罗什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高僧,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慧皎(497—554)《高僧传》《晋书》等史乘都有记载。
读者看到这样的题材就会有相应的阅读期待,而小说的重写具有颠覆性,使读者在震惊的阅读过程中可以获得审美的愉悦。
其实,心理分析的祖师弗洛伊德本人就是在历史人物达·芬奇、神话人物俄狄浦斯等实例上成功运用这把“手术刀”
,从而展示了心理分析的功效。
中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潘光旦于1927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也是将弗洛伊德学说用于解释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冯小青,从而获得成功。
相反,由于弗洛伊德学说在解释心理问题上并非全能的,其有效性是有限度的,将心理分析用于描写当世现实的话,有时会产生过犹不及的效果。
心理分析手法在《鸠摩罗什》中的成功运用,另外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小说的前文本群中不同的前文本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地方,甚至同一个前文本中也存在裂隙,而施蛰存发现了史乘记述中的裂隙与解释的可能性,进而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实现了对历史文本的颠覆性重写。
在这样的重写中,心理分析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解释性功效。
可以说,在充分利用前文本提供的讯息的前提下,心理分析成为重新解剖历史人物的利器,使人物既保存了前文本的基本设定,同时又呈现出与以前的解读很不一样的面貌。
慧皎《高僧传》中鸠摩罗什破戒两次,第一次发生在罗什年轻时仍在龟兹国的时候,前秦的吕光受苻坚之命征讨西域,破龟兹,戏弄罗什,强令罗什娶了龟兹王女;第二次是罗什被后秦姚兴请到长安之后,姚兴认为罗什聪明超悟,不可无后嗣,于是强令罗什接受妓女十人:
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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