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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6页）

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一句话充分肯定了“民”

的力量，流传千载。

此外，还有不少古代帝王成为现代重写型小说的主人公，例如，秦始皇出现在郭沫若《秦始皇将死》（1935）、李拓之《焚书》（1945）中，汉高祖出现在宋云彬《霸上》《刘太公》《朝仪》、谭正璧《还乡记》中，隋炀帝出现在曹聚仁《焚草之变》（1935）、宋云彬《隋炀帝之死》（1937）中，很显然，这些人物在小说中都是负面的暴虐君王形象。

反对英雄史观，代之以群众史观既是唯物史观的题中之意，也和当时提倡“民史”

的史学观念关系密切。

比如，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史学家吴晗曾担任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主编，其起草的发刊词就指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然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

[11]当时吴晗还不是唯物论者，但其治学方式有着唯物史观史学的色彩，他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学立场，则和梁启超以降的“民史”

观有继承关系。

晚清倡导史学革命时，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将中国历史看作帝王的家谱，提出历史应当“为国民而作”

[12]。

的确，反对“君史”

、提倡“民史”

于20世纪初颇有蔚然成风之势。

邓实把神史、君史、民史当作反映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呼唤中国“民史”

时代的到来，自己更以“民史氏”

自命[13]。

陈黻宸则感叹，“民亦卑矣贱矣，虽至流血百万，伏尸千里，吊荒墟而问故事，无一人知其姓氏者。

积冢累累，悲风烈烈，茫然四望，橐笔无言，民于史无色矣。”

[14]

重写中最明显体现出反对英雄史观的例子，应该是以项羽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

郭沫若《楚霸王自杀》（1936）、张爱玲《霸王别姬》（1937）、孟超《垓下》（1941）这几篇小说都以项羽为主人公。

《楚霸王自杀》中，郭沫若借乌江边一个读书人之口，将项羽的失败归结为“始终都是为的他那个‘自己’”

从而失去了民心，说明“英雄仅是一个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他的末路：

我们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统制，所以能够顺从民意的项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

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来帮助他，拥戴他，所以不两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

但是，这是谁的力量呢？……在你或者以为是项王这位盖世英雄的力量罢？英雄仅是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末路是怎样，今天是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的。

这位读书人更劝说要追随项王而去的锺离昧不要自杀，提出“做人的标准”

的问题：

我们要抛弃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

……一个人要善于利用这个自己，要使为这个自己受益的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

类似的情节、类似的观念在顾一樵1925年的话剧《项羽》中就已经露出端倪。

在这个剧本中，乌江边主动要用小舟载项羽过江的亭长是这样说的：

大王起义灭秦，原是天下为公。

但是大王凭着百战百胜的威风，便以天下为己有，却不知天下人不愿任何人以武力来统一，天下人不愿大王以拔山举鼎得天下，亦正同不愿强秦以焚书坑儒治天下一般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