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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3页）

姚苡《李陵》（1939）、陈鹤翔《刀环梦》（1940年作，1942年发表）、孟超《苏武与李陵》（1943）都是描写这个由于身处复杂政治环境而心态复杂的人物，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重写这个人物。

孟超《苏武与李陵》将陷于匈奴18年而矢志不改的苏武来对照李陵，赞扬苏武之坚贞不屈，贬抑李陵虽有可恕但并不可取的心志与行径。

姚苡《李陵》对主人公的怯懦也有辛辣的嘲讽。

关于李陵的故事，《史记》虽有记载，但较简略，附在李广列传之后。

为突出李广以及后代的悲剧性命运，在当时苛责李陵、其全家无辜被害的境况下，《史记》的记载特别强调了李陵降敌的外在原因。

《汉书》则秉持当时正统的观念，在多采自《史记》的记载而外，对司马迁作了严正的批评。

班固的记录考虑到了李陵投降匈奴时难以选择的处境，但是并不认可他的降敌，对他有鲜明的针砭。

孟超与姚苡的小说，和《汉书》的态度相似，对李陵多有贬抑，但却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这个人物及其经历进行重新认识。

不错，李陵的行为确有可以理解之处，其人品性也并非不堪，反而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在太平年月，若重新考虑李陵的遭遇，并联系到他全家的遭遇，这会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也不乏优点。

但是，在危难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甚至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人们更看重气节与忠贞，在这样的处境下重新审视李陵，就不免对他不满，把他无奈的申诉看做一种遁词。

于是，孟超与姚苡的小说对李陵的批判就严厉起来，比《汉书》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不惜在原有基础上丑化这个人物。

这种“不太公正”

的倾向其实在古代就有。

王夫之批评李陵就颇为苛酷，称其“背逆”

，谓其“大节丧”

“不可浣”

：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

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

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

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

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

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

，愧苏武而为之辞也。

其背逆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2]

船山先生为何如此苛责李陵甚至司马迁？原因正在于他所处的时代。

他看到晚明诸多弊端，小南明的盛衰荣辱，大时代的家国兴亡，特别是本来寄托着南明希望的吴三桂转而投清使形势逆转，这些使得他不能不感慨于文臣武将的无能与无行，使得他不能不渴望着忠贞节烈、侠肝义胆的英雄，使得他不能不苛责李陵。

可以说，孟超与姚苡在小说中对李陵批判得十分严厉，其动机正与船山先生相同。

比起姚苡《李陵》和孟超《苏武与李陵》，陈翔鹤《刀环梦》则对李陵多有同情。

小说重写的是，汉朝和匈奴停战后，李陵拒绝了奉命出使匈奴想接他回汉的旧友任立政的一段故事，其前文本是《汉书·李广苏建传》的一节：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