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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仇主题的现代阐释（第4页）

的指涉蕴含。

而清代“扬州八怪”

之一的罗两峰也曾作《咏始皇》，其中“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

，后一句同样蕴含着威权之下反击犹存的含义，提醒着统治者时时警惕，莫忽视威权背后的激变。

或许这一题材涉及张良，而张良最终助刘邦灭秦建立汉朝天下，而以封侯之名留存史册。

因之，张良的刺杀行动既有叛逆的内涵，同样有警惕统治者的深意，其叙事空间相比单纯的刺杀行为更大。

在戏剧改编方面，明朝时张公琬做传奇《博浪椎》（已佚），王万几作《椎秦记》，明末清初王翃也有传奇《博浪沙》（已佚），均是些张良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事，但对于事件的阐发大多依从于知己——灭暴——逃或死难的模式。

漫铎的《博浪沙》在剧作中丰富了大力士的事件，将之处理为一个反抗者，比如在一年前曾在蓬莱造过反等，使刺杀事件成为造反事件的延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明清传奇中渲染的主题。

而张良在失败后“为着祖国还得从大众着手去”

的叹息[13]，则从另一侧面对刺杀事件进行了反思。

但剧本还加入了大力士的孩子向李斯索要父亲，后被李斯命令马踏而死的情节。

虽然其本意在于突出秦皇治下的暴虐残忍，却削弱了对秦始皇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主旨。

虽然漫铎扩展了《博浪沙》中的题旨，但张良“从大众着手去”

的叹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刺杀的行为，抑制了事件发展中的意义延伸。

相比而言，汪笑侬改编的京剧《博浪椎》中，大力士沧海公掷椎中副车，被擒后撞死的处理，其精神的震撼力更大。

更多剧作者在改编中将传递抽象思想与发掘历史精神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展现出无穷魅力。

相比《博浪沙》中模糊的大力士形象，《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形象、行动、语言，无不充满着魅力。

作为为国赴难的勇士形象，荆轲虽然同样有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的初衷，但其行为却跳脱了个人恩怨，而是承载着燕国及各小诸侯国的命运，因此命定地成为国之英雄。

荆轲事件背后的弱国与现代文学时期列强**下的中国，处境何其相似，因此，荆轲在现代文学时期具有极大的象征蕴含。

剧作家往往借荆轲的改编表达一种渴望，一种呐喊，传递一种精神。

荆轲刺秦王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已较详细，如荆轲的语言、燕太子的行为、刺秦的过程及后人的慨叹，层次清晰，不乏文学之张力与叙述之美。

但每一情节都简略而不铺张，侧重人物行动的结果，抑制了人物行动背后性格的揣摩及内在心理的探索。

对阅读者来说，这一记载如索引般，只勾勒出了人物、事件的外在形态，而其内在的精神气脉、性格演进则需要依据自我的理解补足。

当然，历史的魅力也部分源于史载的空缺，为后世戏剧家提供了丰富的发掘空间。

现代文学时期荆轲剧最多，各剧作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充实人物的性格，丰盈事件的细节，或者突出刺杀秦王时荆轲的勇、无畏以及悲怆，或通过赴秦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渲染，增加个人与国家的取舍中的悲剧精神。

对于荆轲刺秦的理解及兴趣点的不同，造成了剧作家在具体改编中的处理差别。

现代荆轲话剧一般沿用了三个场景，即荆轲与太子丹的会面、易水别及荆轲大殿刺秦。

而一般通过怒斥秦王的罪恶点题，如周阆风、张匡的《荆轲刺秦王》，荆轲在“急急的追着”

秦王时，控诉道：“呀，秦王，你逃到哪里去？哟，我把你这逼迫弱小国家，罪恶滔天的魔王，今天定要你的狗命！”

[14]而顾一樵的《荆轲》中则处理为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欲刺秦王”

，在要挟秦王的一段中，加入了一段对话：

荆：强暴的秦王，现在你的性命在我荆轲手掌之中，你的生路只有一条，你是要活还是要死？

秦王：（哀求）寡人自然要活。

荆：那么你要答应我！

秦王：答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