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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仇主题的现代阐释（第7页）

好了，我们大家一齐赴凯旋大会！

希望从此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而剧作也在“万人呼喊越国万岁声中，闭幕”

。

[24]这样的处理，主要是为呼应当时中国饱受外敌侵略的局势，唤起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但即使在民众力量——复国成功的叙事框架中，一些现代剧作家也没有一味盛赞复国成功，而是通过对复国后功臣命运的反思，探问更深层的封建君权之弊端。

如孙家琇通过范蠡与西施的退隐反思封建君王与功臣义士的关系，揭露越王勾践所代表的封建君王的自私、刚愎及对自己皇权的维护。

如果说刺客剧中，死亡是杀身成仁或失败后保留尊严的方式，那复国剧中，功臣隐逸则在达观、逍遥之外，带有畏君如虎，因之以退避求自保的无奈。

在传统戏曲、小说中，吴越春秋故事的主角西施一般被处理为三种结局：第一，回归越国，皆大欢喜；第二，为越王所杀，以灭掉这亡掉吴国的红颜祸水；第三，与范蠡一道泛湖舟上，过上隐逸避世的江湖生活。

第一种处理是将西施作为复国英雄，往往可以在民族危亡中起到激励民众的作用，而第二种处理则承传了中国古代兔死狗烹的君王立国传统，矛头指向越王，但也隐含着对西施以色相**吴王的不满，第三种处理则是对死亡结局的理想转换。

毕竟功臣的死亡不符合民众的情感期待和文化期待，一般剧作因之借助传说与神话的魔杖，使死亡的人或成仙得道，或于传言中出现于彼时彼地，或因缘际会而得以隐遁出世，化解功臣死亡中蕴藏的凄凉。

这不仅符合国人的观剧心态，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悲态的叙事借由想象转为喜态。

在《复国》中，孙家琇通过凸显勾践的封建君王的形象，来消弭复国剧作中固有的感奋力量。

这一点与一般剧作中将勾践塑造为仁慈、贤能、忍辱负重的形象，从而使之能团结民众，以突出越国在吴国的压制中全民反抗有别。

在第二幕勾践出场时，是一个忧愁而萎靡不振的模样。

“越王勾践腌脏，狼狈，忧愁地坐在大树根上，以手撑着头”

。

[25]他的性格则在外形刻画中给予交代和推测：“他的态度也能由极谦卑变到极刚戾，不过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锐刺地注视着人，使人感觉着一种杀气，感觉他是一个难斗，冷酷，而有条理的人。”

[26]孙家琇对越王复国的动机及民众力量的强调，同样区别于其他剧作。

在《复国》中如勾践所言：“寡人一向，对民无恩，对国有罪”

，[27]指出勾践与民众的分离。

因此，勾践为复仇成功对范蠡许诺：“大夫，有一天真能报复这个仇恨，寡人要平分越国的天下请你享受！”

[28]剧作的这一伏笔为后来凸显复国成功后勾践的虚伪做了准备。

如上文我们提及的，孙家琇的意图是突出君王的虚伪、自私和刚愎以及对功臣的嫉妒。

范蠡在剧作中则被处理为一个有抱负、能担当、审时度势且以民为先的形象。

他的退隐江湖与一般戏曲中的退隐不同，不只是担心勾践的加害，“越王的相貌——长颈，鸟啄，鹰眼，狼步，他的为人，据我看，多半是可以与共患难而不可以与共安乐。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我恐怕他会妒贤嫉能。

俗语常说，飞鸟散，良弓藏，做人臣子的应该明白进退之道”

。

[29]而主要是范蠡与勾践在政治观念上的巨大分歧。

勾践主张压制吴国以免吴国“恢复国力，又要秣马作乱，对付越国。”

而范蠡则认为：“越国要设法求得一个绝对安全的保障是帮助吴国施行仁政，铲除霸道，消灭彼此仇恨”

。

[30]后者是一种民主国家的思想，通过取法仁政，去消灭霸道。

而建构平等、祥和的国家是现代文学时期剧作家的普遍的一种渴望，因此借助不同的故事类别，现代剧作家将传统剧目中疏离的题旨进行了强化，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之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