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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历史个案与文学典型（第3页）

[16]正因为历史的现实化叙事，使鲁迅的《故事新编》完全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依据历史史实而进行历史演义的传统。

如果用森鸥外“如实地写历史”

和“摆脱历史而写历史”

的说法来衡量，《故事新编》显然是属于后者的。

可以说，《故事新编》是鲁迅完全依据小说的艺术审美需要来进行艺术创造的，“其中所遵循的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是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相似与相通，所注重的艺术审美功能也是偏重于表现性的，而非再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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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叙事，历史事件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本身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

如果历史不具有任何客观真实性，就无法对历史达成共识性的认识，历史也就会变得混乱不堪。

所以历史文本的主体性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相对客观性的认识的基础上。

而这一点，就连海登·怀特也说：“这种关于过去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书面表达和文本基本符合这些事件本身的真实。

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者据信真正发生过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称为历史文本。”

[18]所以说，历史虽然充满了许多混乱的文本，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面孔，但是历史绝不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在面对历史文本时，作家虽然有自己选择和阐释的权利，但是绝不能丢掉一些可贵的历史文本，而应善于发掘历史文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显然，《故事新编》的历史叙事既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的铺排，也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的虚构。

鲁迅一方面十分忠实于史实，他在对神、英雄和哲人的叙述中，处处都留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的痕迹，有时严格到连细枝末节都于史有证，像《出关》中老子和孔子的对话、《非攻》中的墨子与公输般的对话，几乎就是根据相关文献译成白话的。

另一方面，《故事新编》的每一个故事却又是鲁迅对历史记载的“重新”

叙述。

这些古代的素材主要来自中国历史的文本知识和民间记忆，具有相当的不完整性和驳杂性，从而给创作者留下相当大的虚构和想象空间。

因而，在史无明载的地方，鲁迅巧妙地加上大量既不违背历史常情，又能很好融于那个时代的虚构，从而构筑了一个既不同于历史记载而又有着鲁迅独特现实体验的历史世界。

鲁迅一方面“博考文献”

，充分尊重历史文本的客观真实性，同时，他又不囿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努力地挖掘历史文本的潜在可能性，让自己的艺术思维既基于文本又超越文本。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成功地达到了对历史文本的激活。

他既没有受到史实的过分牵制，又遵循了小说的创作规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充分驰骋艺术想象，将神话、传说、史实与现实杂糅在一起，描绘出五彩缤纷的历史世界。

（二）历史的祛魅：历史人物的还原和英雄壮举的消解

在对《故事新编》历史世界的建构过程中，鲁迅并没有直接照搬史实，而是依据小说艺术的审美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造。

正如童庆炳教授所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是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历史典籍是干枯的记载的话，那么文学家笔下的历史就必须赋予这干枯的记载以鲜活的血和肉，赋予深邃的灵魂，把某种意义上的死文字变成正在演变着的活的故事。”

[19]《故事新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历史人物血肉丰满，活灵活现的刻画。

而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曾表示说，《故事新编》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余地”

，就在于“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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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新编》中，小说主人公都遇到了几乎同样的困境，而鲁迅对他们的描绘也非常具有一致性。

在《故事新编》的编排顺序上，鲁迅将《补天》放在各篇小说之首，固然是因为《补天》的创作和故事发生的年代最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补天》体现了《故事新编》各篇小说创作主旨的一致性和创作方法的延续性。

在创作《补天》之前，鲁迅曾博考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他并没有仅仅为读者呈现出原本的历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