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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历史个案与文学典型（第7页）

，《非攻》中的“募捐救国队”

，《起死》中的“巡士”

“警笛”

，都可以说是取自现实社会。

这些所谓的“油滑”

之处正是鲁迅为了以强烈的现代精神去实现“当下”

对“过去”

的渗透与参与，以他惯用的杂文的手法将现实的事物直接纳入小说的做法。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用“油滑”

的艺术手法从中调侃，发挥幽默的艺术效能，使读者在认识历史时，能够缩小现实与历史的差距，进而展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故事新编》的主人公都是神、英雄、哲人这类文明起源时代的精神象征，不管是女娲、后羿、大禹、宴之敖，还是伯夷、叔齐、老子、墨子、庄子等，均是作为文明的开创者载于史传的。

但在鲁迅的笔下，当他们进入世俗社会时，“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

[36]，最终难逃末日的命运。

显然，在鲁迅那里，世俗的惰性、“庸人”

的社会是一个始终无法摆脱也不得不直面的世界，这既是一个不可抗拒也难以改变的世界，又是鲁迅终生为之抗争的世界。

《故事新编》里这些大量猥琐卑微的“小东西”

形象，他们将“脊梁式的人物”

层层包围起来，共同构成对英雄的扼杀和英雄壮举的消解。

然而他们自身又以顽强的生命力延存着，所以在《故事新编》每一篇的结尾都是在“小东西”

们的喧闹声中戛然而止的。

这也正如鲁迅所说：“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

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37]

从1922年创作《补天》“陷入了油滑”

开始，在为时十三年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中，鲁迅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油滑”

的写法，自觉地追求这种一贯的风格，即不将古人和今人隔绝，而是突出他们在精神上的相通。

然而，作为一种幽默手法，“油滑”

的运用，并没有让人感到一种荒诞无稽之感，倒是使小说充满鲜明的现代意识特征，从而消解了历史的隔膜，沟通了与现实的联系。

在这种看似“游戏”

之中，其实更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隔膜，实现古人与今人在人性和心理世界的相通。

而鲁迅也克服了用现代人的价值标准任意肢解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发生，这样就保持了《故事新编》在历史阐释与现实批判之间的审美张力。

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一样，当鲁迅把眼光转向古代生活时，一样是把它拿来做题材，寻找一种叙事的“因由”

，然而他并没有摹写历史，而是在“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材料进行新的历史叙事。

他这种“速写居多”

的游戏之作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上，提炼并强化了他的主题。

因而，与他的现实题材小说《呐喊》和《彷徨》相比，《故事新编》不仅在内容上既超越了现实，又折射于现实，而且其思想内涵也跨越了更广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