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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具特色的主题内涵（第2页）

就在林卜琳发表歌剧《X光线里的西施》的同年，顾一樵创作了四幕话剧《西施》，但该剧与林卜琳的剧本内涵大相径庭。

如果说林卜琳的《X光线里的西施》表达了对人性与民主的呼唤、对国家机器的批判，那么与之相对的是，顾一樵的剧作表达了个人服从国家利益的国家至上观念。

剧中的西施主动牺牲与范蠡的爱情，坚定地以身许国；入吴后，西施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对痴情于自己的吴王产生了感情；吴被灭后，西施为吴王自刎。

顾一樵，本名顾毓琇，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佛学家。

他于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

。

除《西施》外，还创作了《荆轲》《项羽》《苏武》《岳飞》等以古代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其他历史剧。

这五部历史剧塑造的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顶天立地、千古不朽的伟大英雄形象，彰显了作者景慕古代英雄人杰、希望借古代英雄的精神来激扬现代中国之民心的创作心态。

20世纪30年代，外敌入侵、民族御侮，顾一樵在《西施》剧本中对“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的政策进行了大力解说，体现出顾一樵作为一名理工科学者所具有的强调务实的态度。

顾一樵是一名国家主义主张的自觉实践者，其笔下的历史人物均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

他认为，只要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忠诚于国家，有团结一致、为国牺牲的精神和勇气，就可以消除外患。

更为可贵的是，关心民族危亡的顾一樵并未盲目跟随救亡的主流话语，而是进一步透视到爱国英雄在民族使命与个人情感之间进行抉择的痛苦，观察到爱情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困惑与无助，体现出其理性的思考。

这一点在《西施》一剧中就有突出的表现。

出于作品现实意义的需要，顾一樵笔下的西施首先是一位有着自觉的救国意识的巾帼英雄。

当她的恋人范蠡为美人计寻找角色而矛盾踌躇之时，她责备范蠡因私忘公，坚定地要求退还范蠡给她定情的佩玉，决定以大局为重，许身报国。

但在第三幕中，作者提出了对另一个问题的反思，即在国家意志背景下，个人在作出牺牲时不得不面临的痛苦抉择。

作为一名爱国的女子，在国家利益的召唤下，西施做出了遵从国家意志的选择，自愿用自己的清白和青春换来越兴吴亡。

然而，背负复国使命的西施在言笑晏晏的朝夕相处中与敌国君王夫差产生了感情。

西施既不愿背叛自己的使命，又无法抗拒正常人的人情人性，只能独自承担爱的痛苦。

最终，西施放弃了使命所带来的奖赏与荣誉，放弃了过去的恋人，选择了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爱，也选择了死亡。

戏剧至此发生了富有意味的转变：西施心中的英雄，不再是年幼时青梅竹马、如今正带兵来解救她的故国恋人，而是她奉命色诱、如今已成亡国之君的夫差；西施以身相许的国家，也不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被灭的敌国吴国。

尽管作者沿用了以《浣纱记》为代表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有关范蠡、西施相恋的人物关系，却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与改动，让西施殉情于吴王夫差。

这个结局的处理体现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爱情观与价值观。

崇尚个性在五四新文学中经常表现为浪漫的爱情，然而时代浪潮已将人们由呼唤个性觉醒的启蒙时代推向民族救亡的风口浪尖。

如果说林卜琳的创作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那么，顾一樵的创作则敏感地反映了时代风云的新变化。

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时代与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不同，它需要的不是狂狷孤傲、叛逆反抗的个性，而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英勇献身的品质。

顾一樵的戏剧作品在研究界被认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体现国家主义思想的作品中的典型代表。

然而《西施》剧中情节的逆转，也传达出作者对于国家主义的困惑。

因此，尽管作者赞颂女英雄为国舍身的高贵品质，然而当他写到西施的个人感情在服从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成为牺牲品时，他看到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矛盾冲突。

深明大义、一心报国的西施最终竟放弃凯旋归国的胜利果实，放弃与曾经深爱的范蠡的重逢机会，追随吴王殉情而死，这个别出心裁的结局表现出启蒙时代的色彩。

在救亡氛围的主流话语中，这名巾帼英雄的形象不再是单纯明朗，而是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同样表现西施在使命与情感之间挣扎的，还有林文铮所作的五幕悲剧《西施》，该剧1934年10月出版，曾由国立杭州艺专剧社进行公演。

著名艺术理论家、翻译家林文铮当时是民族主义文艺的拥护者，曾多次在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文艺刊物《黄钟》上发表文章。

[5]该剧创作动机的引发，据其撰写自叙《作西施之前后》，是由于作者率全家在东天目昭明寺避暑时，“清闲之中不觉自叹束手之无聊”

，妻子因其久居西湖之畔而建议以西施为题，作者顿时“心中如触电流，震**不已，遂着手研究西施之性格及其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