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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具特色的主题内涵（第3页）

[6]因此，林文铮的创作缘由与古代文人寄情山水、游戏笔墨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剧中的西施被塑造为处于爱情与使命的两难境地难以抉择的悲剧女性，而没有被塑造为具有英勇气概的爱国英雄，这大概与作者当时参与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支持者蒋系国民党没有坚决地主张抗日有一定的关系。

西施的使命是劝吴王放松对越国的控制，然而她却爱上了吴王，为此她时刻处于忧愁与矛盾之中；同时，善良的本性也使她深陷内疚与痛苦。

当伍子胥清楚地指出西施对吴国的危害并要除掉她时，西施却感到负疚而不敢面对伍子胥；当范蠡向她下达除掉伍子胥的新任务时，西施哭诉：我不能埋没良心去陷害吴国的忠臣。

当西施在一次次痛哭中完成所有任务后，她拒绝了越王的封赏，并以死表明自己愿意属于吴王。

作者曾自述对这一题材如此处理的原因：“世人皆闻西施之美与误人国。

亦知其为何如人？以西施之美与慧，岂无志与情乎？情与志之冲突又岂不可能乎？西施与范蠡俱亡之传说，实不足信，吾亦不愿以此为悲剧之重心，吾欲以西施自身之矛盾为焦点，即大义与私情之对垒，酿成壮烈之牺牲。”

[7]这段话表明，对于古代戏剧中西施与范蠡泛舟湖上的圆满结局，作者并不以为然，他想创作的是关于“情与志之冲突”

的悲剧。

于是，林文铮在《西施》一剧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位女子纠缠于情理之间的痛苦挣扎。

西施要通过美人计陷害的人是吴王，而其心中所爱的人也是吴王。

欲害不忍、欲爱不能的极度痛苦是其主要性格特点，对这一性格矛盾的挖掘正体现出了作者对情感价值的关注。

林文铮所作的《西施》，虽然与顾一樵所作《西施》同为表现西施在使命与情感中的挣扎，并且均以西施殉情吴王为结局，但却具有不同的主旨和意味。

如果说顾一樵的《西施》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徘徊于启蒙与救亡话语之间的个性的审视与思考，那么林文铮在《西施》中则更多地关注了“西施自身之矛盾”

，即被作为工具的个人在面对“使命与爱情”

之间的冲突时所遭遇的内心纠葛。

尽管作者声明要表现西施在“大义与私情之对垒”

，然而该剧却并没有着意于刻画人物的爱国情感，而是更多地描绘“意志与感情”

之间难以抉择的矛盾处境。

这使得该剧虽对于现实境遇有所疏离，少有必要的审视与反映，但却在探索人性永恒的困惑这一问题上走得比前者更远。

在林文铮的《西施》剧本出版的次年，女作家濮舜卿于1935年4月发表了三幕剧《西施》。

剧中的西施是一位深明大义，自愿用个人牺牲换取国家兴盛的女子，她所尽到的“国民”

义务甚至比作为男性的范蠡更为关键，也更为彻底。

然而，她却享受不了与男子一样的公平待遇，只能含恨而死。

这一情节的处理引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是为国尽忠，虽范蠡牺牲了自己的情爱，西施却牺牲了自己的身躯和性命，为何两者的结局差异如此之大？作者设置这一情节的用意，无疑体现了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钱理群在论及五四时期的“人的觉醒”

这一问题时指出：辛亥革命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与男子共同承担“国民”

义务为宗旨的，因此，必然以“妇女的男性化”

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与追求的目标；而五四先驱者提倡妇女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觉醒，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为女的两重的自觉（周作人语）”

。

[8]从这个角度来看，濮舜卿创作的《西施》一剧所揭露与批评的，是女性解放运动对于“为人”

目标的可疑接近，与对“为女”

目标的实际疏离。

不让须眉、为国尽忠的西施最终受到迫害的悲剧结局，恰恰表明妇女仅仅实现了义务上的“男性化”

，而没有真正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中被解救出来，仍然遭受着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着的轻视与侮辱；并且当这种压迫以政治的强力手段得以实施时，本以为自己承担了义务，也将享有权利（哪怕只是生存的权利）的女性往往措手不及，被无情地推入古老的泥沼，终于无声无息地沉没。

在这部《西施》剧中，西施作为人的价值尚且得不到最终承认，其作为女性的独立价值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作为一名女性剧作家，濮舜卿对于女性所陷的历史困境的审视冷静而深刻，然而对于解救女性于困境的途径，她却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