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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12页）

诸说多谓法显义熙九年至京，是泥于略本之说。

略本原作于义熙十年。

现存本实为后来详载改订之本，成于义熙十二年之后，故加进了“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

之句，然略本最后的“是岁甲寅”

却未加改动，难怪后人受其迷惑。

此说非只此一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谓“法显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岁在寿星”

，此前又引《法显记》说明诸戒本的由来，这表明僧祐是读过《法显记》的，他仍然肯定法显十二年还都，表明是明了“就禅师出经律”

之始末的。

从译经之时也可看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觉贤来京之后，最先翻译的是法显带来的《摩诃僧祇律》，以十二年十一月始，十四年二月讫。

如果义熙九年二人都到了京师，为什么拖到三年以后才开始译经呢？依《法显传》，义熙十年时就已经出经律了，那么为何诸录皆谓译事最早始于义熙十二年呢？

是故《法显传》之说事出有因，不足以作为觉贤义熙九年二月还京的证据。

觉贤应如慧观本传所述，于义熙十一年八月随刘裕还京，止道场寺。

僧传昙邕本传谓其“凡为使命十有余年”

后，“京师道场僧鉴挹其德解，请还扬州”

，前述昙邕以弘始七年首次出使，十余年后则至少是弘始十七年，即义熙十一年，其最后一次出使是故应在罗什卒后，其时京师道场寺的住持是僧鉴而非觉贤。

这表明觉贤义熙九年还京是不可能的。

觉贤还京的时间可下定论，然其离开长安之时尚难定断，或为弘始十五年末，或为十六年初。

罗什以四月十三日卒，四月十六日即开始夏安居，七月十五日结束夏坐，在这段时间内，罗什徒众即便对觉贤有怨言，也不好公然加以驱逐。

因此觉贤被摈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秋以后。

慧远《万佛影铭》有“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

之说，汤用彤先生认为：

这段话是有问题的。

觉贤到山不可能在义熙六七年顷。

或因慧远《铭》中有“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

之说，既然义熙八年五月就立台画像，则觉贤之来山必在此前，此“南国律学道士”

必不得为法显（其时未还晋土）。

其实这是对慧远铭文的误解。

义熙八年五月只是立台，并未画像。

慧远“遇西域沙门，辄飡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

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有先征然后验”

，也就是说，慧远过去只是从西域沙门那里听说过佛影，但讲说者也是得自传闻，并非亲历，故对其详情也“未晓然”

，只是在觉贤等亲睹佛影者来山之后，才具悉其状，始“图而铭焉”

。

据远《铭》，图铭之时是在义熙九年九月三日，故立台与画像并非同时。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立台之时觉贤未至，图（画像）铭之时始至，故与前说无违。

汤先生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细节，才会得出觉贤早至及南国道士非法显的结论。

其实谢灵运《佛影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南国律学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