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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13页）

就是法显。

谢《铭》谓：

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

庐山法师，闻风而悦。

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滮涧。

摹拟遗量，寄托青彩。

法显以义熙八年七月至青州，在彭城住了一冬一夏，其后则至庐山。

他的本意，有可能是经庐山到长安，完成译经之弘愿，然在此山遇到觉贤师徒，知长安居之不易，故徘徊不前。

觉贤或在此之前到山，故慧远首言之。

由是觉贤离开长安当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后，看来罗什徒众是害怕觉贤成为长安佛教领袖、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迫不及待地要赶走他及其门徒。

《出三藏记集》本传谓觉贤至庐山后，“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

，如此则其到达庐山是在八月底，其离开长安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七月。

僧传谓觉贤在庐山停留岁许，也就是不满一年，可能他在其年冬天译出禅经之后便西至江陵。

觉贤既以弘始十五年离开长安，那么他又是何时始至关中的呢？汤用彤谓贤“约于弘始十二年（410）至长安，当不久即被摈”

[52]；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觉贤传谓其“达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欣然而来，则弘始十年四月也”

[53]；任继愈等谓其约于弘始十年（408）至411年被摈[54]，当依此。

吉藏则谓弘始七年（405）至[55]。

究此三说，七年嫌早，十二年过迟，惟十年稍近之。

弘始七年说汤先生似亦赞同，其谓“智严于罽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约在公元401至403年），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至长安应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之后］”

[56]，是说智严401年即到罽宾，从学三年即至403年，又三年归则应在405年。

汤先生对僧传所载觉贤浮海东还说颇有怀疑，以为此事不见于《智严传》[57]，若从陆路东还，则耗时更少（罽宾在北天竺，陆路更近，若南下经六国至交趾，再浮海至青州，自青州至长安，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

然智严是否在弘始三年（401）便至罽宾是个问题，依《法显传》，弘始二年（400）末智严返向高昌，其后法显再未提及智严，表明智严一直落在后边，而法显越过葱岭到达邻近罽宾的乌苌国的时间约是弘始四年（402）四月，在此坐夏，法显未到罽宾，只到过与此较近的犍陀卫国、弗楼沙国，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不应早于法显、宝云到达罽宾周边诸国之时，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

既如是，智严从学三学，路途三年，不应皆是刚好满两周年，因此弘始七年至长安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继愈等持弘始十年说，或亦与《肇论》所载之《致刘遗民书》中有“（支法领）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师二人”

之说有关，《四分律序》谓法领于弘始十年与佛陀耶舍（三藏法师）俱还，则佛陀跋陀罗（大乘禅师）也有可能同至。

然觉贤浮海还，必不与法领同行，至于法领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请过觉贤，就不得而知了。

言觉贤于弘始九年至，还有一个旁证。

觉贤未至时，关中众僧咸从罗什学禅，罗什亦猢狲称王，编译禅经，教习禅法，而弘始九年闰月（二月）五日僧叡却“重求检校，惧初受之不审，差之一毫，将有千里之降。

详而定之，辄复多有所正，既正且备，无间然矣”

[58]，这大概是由于觉贤既至，僧叡恐见笑于方家，故重求校正。

又慧远二致罗什书有“去月法识道人至，闻君欲还本国，情以怅然”

之句，或谓此书作于义熙二、三年间[60]。

此事颇费思量，罗什受姚兴之尊崇，弟子三千，威荣无比，何以有返国之思？莫非觉贤远至，关中乐静之徒咸转事之，不久便有弟子数百，罗什颇有失落之感吗？罗什戒行有亏，心怀惭德，弟子亦多修人事，不类僧行，而觉贤一门“邕邕肃肃”

，仪范清素，让罗什师弟相形见绌，觉贤弟子是否以此指斥罗什不得而知，便有其事，罗什恐怕也无从辩解。

觉贤至后，太子姚泓请至东宫与罗什辩论，罗什未占上风。

觉贤未至时，众人咸谓罗什天下莫二，而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等既为罗什之师，自然不会与之争锋，觉贤一来，罗什在禅律方面很快就落了下风，觉贤对其义学也不敢恭维，这样众人视之若神的罗什颇有光彩尽失之感，他负气欲行就不足为怪了。

觉贤在长安或言住大寺（《智严传》）、或说宫寺（《答刘遗民书》）、或说齐公寺（《出三藏记集》）、或说石羊寺（《玄高传》），其实诸说并不矛盾，因为他乐于游化，未曾定居一寺。

觉贤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其时玄高已经十三岁，完全有可能从学禅法。

僧传谓玄高十二岁出家，“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受戒以后专精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