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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6页）

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可靠的证据，即《法显传》。

现存本《法显传》有“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

之句，而文末又有“是岁甲寅”

[22]，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414），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414）前就已经到了京都。

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411）离长安，义熙九年（413）到建康已经成了定案。

然而，《高僧传·慧观传》却提出了另一说法：

什亡后，乃南适荆州。

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

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

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

俄而还京，止道场寺。

[23]

按照此说，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八月。

那么义熙七年（411）离长安说还能否成立呢？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412）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复之后，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413）二月刘裕还京以后。

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411）以后。

这也只是出于推测，更为重要的是“什亡后”

一句提供了线索，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

僧祐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但说是在义熙中。

到慧皎的时代，就已经弄不清了。

《高僧传》罗列了弘始七年（405）、八年（406）、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三种说法，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

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吉藏（549—623）仍然采用弘始七年（405）十二月或弘始八年（406）八月二十日说[24]，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

然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其中明确提到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

[25]，即在弘始十五年（413）。

僧肇的诔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由于发现较晚，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首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塚本善隆，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祐、宝唱、慧皎，隋代的费长房等皆不知此诔文的存在，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前人未知、后世有新的发现之事并不罕见。

镰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

他指出，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诔文，更为重要的是，撰述《开元释教录》的智昇亦未引用此诔文，而《开元录》中明明提到道宣的《广弘明集》，假如僧肇的诔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那么智昇为什么不加引述呢？因此镰田茂雄认为此诔文是作于公元七三○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26]。

既然僧肇诔文为伪作，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以僧传为准。

这一论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智昇未加引用，并不表明道宣的《广弘明集》未收，说智昇未看到也缺乏说服力，或许是他对诔文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怀疑，因为道宣未说明其出处，隔了这么久才出现，今人不加深信，古人当然也会抱有疑问。

认定诔文为伪作必须有适当的理由，作伪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对作伪者有好处，否则他又何必如此呢？那么伪作这一诔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镰田茂雄所谓“盖或许为了显示权威而说僧肇作《肇论》的年代，罗什依然在世，且受其教化”

[27]未免过于牵强。

按照这一说法，三论宗应当最有理由编造诔文，然而在公元八世纪，三论宗早就已经传承不明了。

证明罗什在弘始十一年（409）后去世有多种证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成实论记》：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在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

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

[28]

由此可知，至少弘始十四年（412）的九月罗什仍然在世，足以破除弘始七年、八年或十一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