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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8页）

《中观论疏》还有“叡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

[33]之语，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在诸序中最为珍贵，可惜不见全豹。

《成实论记》其实是不必怀疑的。

若谓其不足采信，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

那么伪作此记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成实论记》可以辅证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三说并非只此一证。

据《高僧传·昙邕传》，慧远弟子昙邕充当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信使，“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

，任继愈等以为“罗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书约在403年，为东晋元兴二年”

[34]，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

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去岁接姚左军书”

之句，罗什以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时已岁末，就算左将军姚嵩马上致书慧远，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个“去岁”

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书罗什的。

昙邕原为武将出身，故能“强悍果敢”

，不辱使命。

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为使命十余年，则罗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后卒。

汤用彤据以史书，认为刘裕讨平桓玄元兴三年（404）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和，姚显使吉默报之，至是两国通好，交聘不绝，“约在此时前后（义熙元年）慧远得姚左军书”

[35]，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嵩之书，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如此则昙邕为使“十有余年”

就到了义熙十二年，未免太迟。

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姚泓父子外，当首推大将军、常山公姚显与安成侯姚嵩二人，姚兴钦慧远之德风，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可见姚嵩与慧远是有交情的。

故此“姚左军”

当为姚嵩无异。

据僧肇《百论序》，弘始六年（404）译《百论》时姚嵩为秦司隶校尉、安成侯，未有左将军之衔，僧叡《法华经后序》则称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成侯姚嵩，则姚嵩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

据诸经序，罗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

同年十月十七日罗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十诵》，是《百论》之译出，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

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将军，并致书慧远，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

若然则慧远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昙邕为使则至弘始十七年（415）。

因为按照情理，姚嵩通报罗什入关之讯，不应太迟。

僧叡《喻疑》（一说作者为慧叡，误）有“及至苻并龟兹，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俱集。

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

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

之语，所谓大法兴盛“洋洋十数年”

，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说。

此“十数年”

是以罗什为核心的，罗什以弘始三年末到长安，以弘始十五年终于大寺，正好满足十数年。

罗什卒后，觉贤被摈，卑摩罗叉出游关左，佛陀耶舍辞还外国，大师星散，长安佛教已呈衰败之势，与兴盛无缘。

因此若谓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则其弘法时间只有八年，此后诸大师亦多散去，长安佛教盛极而衰，何来佛法兴盛“洋洋十数年”

之说？

僧肇有《答刘遗民书》，镰田茂雄认为此书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36]，汤用彤则认为是弘始十二年[37]。

这一时间的确定与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有关。

《出三藏记集》道生本传谓其于义熙五年（409）还都，由于途中在庐山稍事停留，故谓其于弘始十年（408）离开长安，其年夏末到达庐山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