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11页）

虽然自隋至唐，始终有人对此论提出怀疑，但并未得到后世的承认，自《开元录》之后直至近代，几乎无人怀疑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这不能不归因于此序的出现和流行。

序文指出，“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开示如理缘起之义”

，明确提出此论是开示“真如缘起”

之深理的，这种说法不见于慧远、昙延之论疏，而始见于此序。

众所周知，强调真如缘起，以清净本识为万法之本，是地论师南道的特点。

由此亦可推知此序作者与地论师南道有关。

综上所述，此序的作者很可能与昙迁有关，或许就是昙迁。

据《续高僧传·昙迁传》，昙迁生于魏兴和四年（542），亦即梁大同八年，卒于隋大业三年（607），周灭齐（577）之前昙迁即研精《起信论》，周武帝灭齐后，在齐地废止佛法，昙迁逃到南方，在南方学习了真谛一系的译著，成为精通《摄论》《俱舍论》等的著名学者，隋朝建立之后，他又回到北方，大弘《摄论》，将真谛一派的学说与地论师南道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使地论师南道学派在理论上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昙迁和慧远、昙延一样，是最早弘扬《起信论》的名僧，但又号为禅师，讲求实修，未曾从事过经典翻译。

因此，昙迁是最符合前述伪序作者之条件的。

昙迁为慧光高足昙遵的弟子，到建业后，又接触真谛一派的学说，因此他对南朝的史事和真谛一派的情况有所了解，能够以某些真实史料来作为伪造真谛译《起信论》一事的证据，他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不通梵文，故误将拘兰那陀（亲依）作为“真谛”

的梵文音译。

他本是地论师南道第三代，与净影慧远同辈，故精通地论学派的思想，在南方接触到真谛学派之后，他发现两派有一种共同的观点，即都是以净为本，以清净本识为缘起的根本，只是两派名目不同，地论师南道以清净阿梨耶识为根本，真谛学派则又在八识之外另立阿摩罗识即第九真净识作为根本。

在地论师南北两道相互对立之时，真谛学派的学说是对南道的一种有力的支持，因此自昙迁、慧远地论师南道第三代始，便致力于两派学说的融通，引真谛学说作为南道的根据并丰富发展了南道学说，地论说与摄论说的合流，在客观上是由于北周武帝的灭法迫使地论师一部南下避难，促进了南北交流，在主观上是地论师南道以昙迁、靖嵩、灵侃等人为代表，有意通过传布《摄论》学来发展地论师南道学说。

正是由于昙迁等地论师的传弘，才使真谛一系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真谛一系的弟子人微势弱，又多偏居岭南一隅，故影响很小。

因此地、摄两派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理论的发展。

昙迁煞费苦心以证明《起信论》确是真谛译、马鸣撰，是为了使此论广泛流布，而他又为何对之如此厚爱呢？据前所述，昙迁崇尚此论是由于它本是地论师南道祖师慧光的作品。

在周武灭法，教典毁**之后，慧远、昙延等人为中兴佛法，故称此论为马鸣撰，以提高其地位，使之广泛流传，但昙延、慧远唯称其为马鸣之作，未言译者，昙迁为了使人确信其为马鸣之作，便又称其为真谛译著，更造此序以明译经时间、地点，以使人确信其为真谛所译。

昙迁有意证明此论出自真谛，但在翻译时间方面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将梁承圣三年甲戌岁误作“岁次癸酉”

，癸酉为梁承圣二年，这一失误导致后世的分歧，《开元录》将之改为梁承圣二年癸酉岁，法藏则在《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称是梁承圣三年。

后人多以之为无心之误，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古人惯以干支纪年，对于其年的干支数是不会记错的，倒是承圣二年与三年容易出现传抄错误。

然而梁承圣三年九月萧勃才到始兴，这个时间是不能错的，精通南朝掌故史事的昙迁似乎也不应该将干支数弄错。

这一问题并非出自无心之误，而是有意为之。

昙迁为了使此论广泛流传而称其为马鸣撰、真谛译，然而又不愿完全埋没祖师慧光创作此论之功，因此有意在时间上犯了一个错误，表明这一序言实是伪托，以此暗示此论真正的作者另有其人。

正如慧远在《起信论义疏》中一方面称其为马鸣著，一方面又暗示此“马鸣”

实为佛灭九百年后中土之人一样。

因此，昙迁将此论翻译时间由费长房所云梁太清四年（550）改为梁承圣三年癸酉岁，并非是由于他发现了新资料，也非出于无心之误将承圣三年甲戌岁称为癸酉岁，而是有意暗示此论的真正来历，表明它并非真谛所译，而是慧光法师之作。

昙迁的用心是容易理解的，他一方面追随慧远将此论称为马鸣之作，以扩大其影响，一方面又试图让后人理解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一时的方便，事实上此论是地论师南道的创作。

对于此论的真正来历，地论师一直是非常清楚且于后世津津乐道的。

直至唐初，三论系的吉藏弟子慧均还从地论师那时了解到此论为地论师所造，借马鸣之名目之，可见到了后世，地论师已不再隐瞒这一事实。

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乘起信论》已然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当初借马鸣之名的流传的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势已改，当初的权宜之计对地论一派的益处和复兴佛法的意义已不复存在，反而使地论派祖师造论之功长期埋没，因此地论师又反过来自相纠正，竭力表明此论出自地论师派，并非出自马鸣。

可惜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初地论师自己造作并提倡的伪说已然成为普遍流行的定论，现在自己又反过来说此论出自己派，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反有窃取马鸣之作的嫌疑，而且造此伪说时地论师如日中天，一加倡导便弄假成真，风行天下，而欲说明事实、弘扬己宗的地论师已是强弩之末，势微言轻，说出来也无人相信。

若非邻国日本、朝鲜尚无偏见，能够容忍此说的存在，今天也根本无人知道地论师在唐初曾有揭示真相、自正其伪的努力。

这真是历史的悲喜剧，对于地论师和后世学者皆是如此。

昙迁一方面以有意的时间错误成全相互矛盾的两个愿望，一方面又于序尾称“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当作“申”

）题记。